【 – 写作指导】
篇一:《作文素材之巴金》
不朽巴金·轨迹–百年旅途中的雾雨春秋
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巴金
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出生—26岁）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
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颇丰。
暗夜里呼唤光明（27岁—37岁）
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著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全部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 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转移到桂林。
黎明前的探求（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
沉浮二十余载（45岁—72岁）
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
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
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
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个月。《巴金文集》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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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赴京参加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会。在武汉受到毛泽东接见。8月，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抄家，萧珊被打伤。
1967年，上海文化系统举行全市批斗巴金电视大会。被遣送到松江参加劳动。 1972年，萧珊病逝，被准许留在上海。
1973—1976年，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
讲真话（73岁—89岁）
1977年，恢复正常政治权利。《家》重印出版，再次畅销。
1978年，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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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拿起笔（90岁—95岁）
1994年，第三届“巴金北京研讨会”在京举行，《巴金全集》第24至26卷出版，至此全部出齐。
1995年，汇集了《随想录》以后重要作品的《再思录》出版。
“我为大家活着”（95岁—101岁）
1999年，春节期间肺部严重病毒感染住院，对周围的人说“我为大家活着”。中科院命名1997ＷＡ22号小行星为“巴金星”。现代文学馆新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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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为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巴金铜像在四川落成。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美好感情的作家，具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修养和良知，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不大讲究这些。这种修养，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包括道德、思想在内。巴金青年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人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作家，只是考虑所谓的文学，他的写作是超越文学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的改造，是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不在乎文体，并不讲究具体的修辞，他的风格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坦白、率真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巴金年轻的时候能写出那样优秀的作品，正是在于他思想的开阔、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幸福的追求。
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青的时候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了。中年以后，他被纳入体制之内，于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存自己的方面不免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想录》
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而且在当时，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仍然有很大市场，甚至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对一个作家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但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 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年时代返回一步。“文革”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我们道德存在的一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纪念巴金，最急迫也是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 巴金，这个出生在官僚地主大家族的少爷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19岁的时候挣脱了封建的桎梏，从四川老家出走。1927年，巴金跑到巴黎，想去找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他在巴黎拉丁区一个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带着寂寞与痛苦完成了他的处女作《灭亡》，从此走上文学之路。1928年回到祖国之后，巴金进入了他人生的创作高峰期，其中“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新中国建立后，巴金致力于世界语运动，晚年又再度在其中投入大量心力，其中的心事，只有巴金自己知道。十年浩劫中，巴金却被当做“大毒草”受到猛烈的批判。在巴金的生命走向末年的时候，他倾注全部人生经验创作了《随想录》，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以及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并且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
篇二:《巴金忏悔》{想起巴金的作文时候}.
巴金忏悔――重读《随想录》
《随想录》结束于1986年，是年，“文革”爆发整20周年。20年前，1966年8月10日下午，巴金在上海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作协领导人叶以群的大会。
“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人们说巴金“过分善良”，并不讳言他性格中的“软弱”或者“怯弱”。软弱的可悲在于，起先打倒别人，后来便打倒自己。就在同一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巴金开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
20年后，巴金忆起这一幕，“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自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于是他郑重地提起“文革”受难者中他的三位亡友的名字：叶以群、老舍、傅雷。
1966年8月2日上午，叶以群跳楼身亡“自绝于人民”，巴金的冤死的朋友中，他是第一个。然而20年后巴金为了找寻这位朋友死亡的记录而翻看自己的日记时，却只看见记流水账的寥寥数语———当时他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他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他“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
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此前一天，他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遭毒打数小时。巴金能记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个多月两人在北京开会见面时，老舍对他讲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所以巴金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想起巴金的作文时候}.
《随想录》中几次提到巴金和日本作家谈及老舍的死。日本作家关注老舍，称他的投湖自尽为“玉碎”。巴金说：“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9月2日夜，他们写下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巴金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傅雷身上，巴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
《随想录》中有《知识分子》和《再说知识分子》两篇。巴金说，他很高兴读者通过他的《寒夜》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又说：“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
巴金怀念他的“马大哥”马宗融时，寄托的正是他扪心自问怀疑丢失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风骨和朋友的情怀。这是《随想录》中字数较多的一篇，蕴涵的感情也很深。马宗融“朋友多，对人真诚，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在他身上巴金看出了“交友之道”。虽然巴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但他记得，马大哥是对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1947年马宗融所在学校当局纵容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他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巴金说：“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然而巴金承认，自己不曾学到他的长处，“文革”中先是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后来又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回想起来，巴金说了四个字：“愧对亡友”。
《随想录》四十余万言中，除了冲击力强因而广受关注的“还债”、“噩梦”等词汇外，出现频率同样极高的还有“朋友”、“友谊”和“友情”。这些词汇，在巴金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巴金在他所留恋的法国和日本，看到的、感受到的，显然是与“文革”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这里有美好的东西，映照出“文革”中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巴金的思考也更具活力。所以他一再写道：在国外“清夜深思”，“静夜里在饭店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想起许多事情”。相比之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进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态。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正常生态的毒化过程。
巴金说自己之所以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是因为他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他甚至描述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嘶哑的”声音，反复说道：“债是赖不掉的！”这既是对道德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从道德层面，一个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经历过“文革”的人后来回忆巴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巴金却说：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我的确有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
在道德律令背后，其实还有一层历史观照———历史会记录下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巴金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一种朴素但绝非肤浅的历史意识，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深刻”也屡遭苛责“不深刻”。在这样的历史意识观照下，他接着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这才是道德忏悔。
巴金曾经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当他晚年编选《序跋集》时，他感到了厌倦。因为，几十年的包袱和辫子，要一一清理，这绝不是愉快的工作，“想一笔勾销，一口否定，但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全部摊开展览出来”。
经历过这样的自我锤炼，所以他敢于说：《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54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
巴金相信，对于一个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时时与这样的劝诫抗争：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对于历史记录，巴金一方面是乐观的。“‘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观。“健忘的人习惯于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 巴金提倡建立现代文学馆，与《随想录》一样，其实是超越文学的，直指向历史。他说过：“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1966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但“梦总是要醒的”。醒来的巴金执著于为两段历史找寻存放、纪念和思索的场所：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
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顽强的趋势，总要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有对历史的这种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远溯春秋时期，所谓“齐之良史”。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接任其职，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简上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浩然正气的表现。
巴金的不断忏悔和两个心愿，一般谓得之于西方人文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接续上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史”之脉络。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文革”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对所有这一切的侏儒化、虚无化过程。
1981年全国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巴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
二十多年过去，巴金百岁诞辰时，不可谓不热闹，而今逝世，又极尽哀荣。不过，巴老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文革”博物馆来纪念巴老也许更适当些。
巴金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他又说：“写完五本《随想录》，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一个时代的终结文/李悦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离世的文学大师。为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时代结束了。巴金留给读者作品和译作1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还有他在“文革”后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在国内外读者和文学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家》、《春》、《秋》控诉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灭绝人性，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散文，在控诉和批判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忏悔意识。
有人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集体下跪说：我忏悔！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然而，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却跪着说：我忏悔。他忏悔，是因为在那个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也跟着那集体下跪说：我忏悔！
巴金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开始忏悔，他当时曾经在那个运动中“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这些事虽然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是巴金在《随想录》中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回忆;文革”往事时，为自己;文革”中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他在回忆鲁迅时，为自己在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