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写作指导】
【篇一】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四)
思想境界 张梦阳
五、8、90年代之交的再次繁荣
经过80年代中期的积淀和沉思，鲁迅研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
一步开展，朝着个性化、多样性的方向前进，8、90年代之交再次繁
荣，又出现了5种新写和3种修订的鲁迅传记以及唐的前10章未完稿。
依次是：
林贤治著的《人间鲁迅》。
这套书共有三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探索者》，17万
字，1986年9月印出；第二部《爱与复仇》，30万字，1990年1月印
出；第三部《横站的士兵》，30万字，1990年5月印出。1998年3月
又分上、下两部再版重印。全书一共77万字，比以前的鲁迅传都长。
书名为《人间鲁迅》，用意很明确，就是要把鲁迅从“天上”拉
回“人间”，因为“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
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
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
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而该书正是
以散文的抒情笔调，富有诗意地描写了鲁迅这位“人之子”在创作、
社交、婚姻、爱情、友谊等不同层面的人间感受与心灵历程。作者本
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善于运用沉郁凝重的诗笔，描绘出一幅幅扑朔清
远、深蕴淡出的画面，变幻出一个个腾挪摇曳、蕴藉深厚的意境，通
过这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和意境表现了作者对鲁迅人格与思想的独特理
解。可以说，在文学性上，《人间鲁迅》超越了以前的鲁迅传记。
然而，作者并不把文学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在给笔者的一封
信中说：“说实在话，我对于‘文学性’这东西并不重视的。对于鲁
迅这样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第一个叛逆的天才，我希望能写出一
点关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什么“本质的东西”呢？就是鲁迅的独立
的哲学品格。在第一部中，林著就着力突出强调这种品格：“一个同
世俗世界联系那么紧密的人，即使苦难熬练出了一种哲学气质，也不
可能把他变成纯粹思辨的哲人。他没有来得及，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可
能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际斗争中，对民族出路
问题作全方位的考察。当革命以具体的形式继续进行，他的激进的同
志使用了暗杀，内战，和最猛烈的政治性文字进行搏斗的时候，他仍
然执着地把科学知识压进炮膛，作远距离的射击。”这样，林著就在
与两种倾向的区别中把握住了鲁迅哲学的独立性：既不是“纯粹思辨
的哲人”，又不是什么“革命党之骁将”，而是“把自己消磨在思想
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的“精神界之战士”。
而鲁迅的这种独立的哲学品格，主要是在作者情有独钟的第三部
中、在对鲁迅周围人物的严酷的人格审视中凸现出来的。这种审视，
尤以瞿秋白、冯雪峰、胡风、茅盾、郭沫若、周扬这些左翼人物最为
严酷，也最能起到凸现鲁迅的作用。对瞿秋白，林著这样审视：“瞿
秋白对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估价不足，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和性格
的弱点。无论是作为共产党人，或是作为知识分子，可以说，他都不
曾获得独立的人格。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整个的思想
运转过程都在于适应而非创造。他说，‘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喉，无
论如何做不到主体。’这样，也就自行抽掉了思想的自主原则。”相
比之下，鲁迅就愈益显现出了独立品格，不是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创
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运转过程中，他成为了最了解中国的独立思想
家。对冯雪峰，林著同样严峻地审视了他的人格弱点：“从参加革命
至今，冯雪峰在个人的政治道路上未曾受过任何挫折，产生某种优越
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同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目空
一切，唯我独革，却由他笃实的个性而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他一切从
党的既成的理论和决议出发，确认这是唯一正确，毋庸置疑，万难移
易的，并且由此益增了对忠诚于党的自己的确信。这样，也就难免要
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到了后来，甚至力图
把这位党外的老战士的思路导入预定的理论和策略的框架之中。”这
一分析是非常精辟，十分符合冯雪峰人格逻辑的。对胡风，林著则通
过正面评价鲁迅的思想深度反衬他的浮浅：鲁迅“的思想深度，超越
了具体的现实政治而到了无人追及的境界。即使冯雪峰，即使胡风，
或者侧重于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或者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政府，都无法
对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作出全面透彻的理解。”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
人，他不像鲁迅那样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异常深刻，对现实政治
的认识是浮浅、天真的。相比之下，愈加凸现出了鲁迅无人可以企及
的思想和历史深度。对周扬，林著的人格审视则最为苛酷，简直有一
种逼人的冷峻之气：通过鲁迅对他“奴隶总管”本质的揭露，最终凸
现了鲁迅独立的哲学品格的真谛：人既不能作奴隶、也不能作奴隶主，
只能作自己的主人！鲁迅毕生为之奋斗的宗旨正在这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海德格尔也一再论析人“在
世界之中”的本质意义。所以，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正包
含在他与周围人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体现“在世界之中”。
鲁迅是人间的一个人，只有对他周围的人进行严酷的人格审视，才能
凸现鲁迅的人格；也只有深刻把握鲁迅的人格，方能从历史哲学的高
度对鲁迅周围的各色人物进行严酷的人格审视。林著为鲁迅传记写作
提供的宝贵经验，正在这里。
当然，林著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剪裁不够，有些地方显得冗
赘、芜杂，把精彩处遮去不少。作者擅长抒情和思辨，鲁迅少年时代
部分和后期萧红与鲁迅感情交流之章，都写得诗意浓郁，兴味盎然，
对于鲁迅和周围人物的人格审视，也写得锐利、深邃，引人入胜，然
而在叙述理论争论和学生运动过程时，又常常显得笔头臃滞，比较难
读。倘若大刀阔斧进行剪裁，芜杂冗赘处从简，甚至略去，精彩处则
再行发挥、充实，压缩成一部30–50万字单本传记，或许会获得更多
的读者，赢得更大的成功。二是作品分析薄弱，包含了鲁迅全部哲学
的《野草》也竟然草草而过，不能不令人遗憾。
曾智中著的《三人行》。
这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0年9月出版，26万字，是从鲁迅
与许广平、朱安三人之间爱情、婚姻关系这一特殊视角去描述鲁迅一
生心灵历程的长一极是鲁迅，虽然是一位文化伟人，然而也不能超脱
于世俗纠葛之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具体的人，一个
“历史的中间物”。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的猛士，又与旧传统
旧道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有着不可避免的性格弱点，所以
当母亲向他提出与朱安的亲事时，既欲推诿，又欲罢不能，只得服从
母亲的意旨，被动地接受了母亲送给的“礼物”。而当许广平这位
“害马”出现在自己生活中时，则又是惊喜与畏缩相伴；另一极是许
广平，她是一位狂飙突进时代的新女性，在与鲁迅的关系中处于进攻
的地位，用自己的青春之火点燃了鲁迅的生命烈火，促使他决然挣脱
无爱的婚姻，开始新的生活，而后来许广平又为了全力支持鲁迅的文
化事业牺牲了自己出外独立工作的机会；第三极是朱安，她是一个深
受传统束缚的旧式妇女，信奉三从四德，不肯有丝毫革新，又诚笃善
良，吃苦耐劳，孝顺母亲，最后虽处境困难，却仍拒绝外援，维护了
鲁迅的尊严，默默地走完悲剧的一生。在这三极文化的冲撞与纠葛中，
鲁迅的内心世界就立体化、多层次、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与朱安
旧式婚姻的创伤，使他痛感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发出刻骨铭心
的呐喊之声；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又使他增添了青春的活力，激励
他更勇猛地朝着未来的理想社会前进。《三人行》选择这三极文化作
为鲁迅传记的视角与支点实在是太聪明了。
《三人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的第二个意义，是实现了文体结构
的突破。作者在《后记》中说了一段关于传记写作问题的理论见解：
“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
文学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至重新构
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
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文学作品。”这是见道之论，
对于鲁迅传记写作尤其重要。鲁迅生平史实的挖掘、整理纵然不能说
已经到了尽头，却可以说已经相当完备了，再发现什么重要的新鲜事
实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新的鲁迅传记倘若再倚重对事实的平铺直叙，
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创新的。鲁迅传记要寻求创新和突破，一须站在更
高的理论视野中，求得更新更深层次的读解与认识，二须倚重新的艺
术构思，寻求新的感觉与体认。第一点，《三人行》没有做到，甚至
说作者本也没有这样的野心，其他研究者也没有从整体上实现这一目
标，因为时代条件尚不成熟，然而第二点，即在新的艺术构思方面，
《三人行》确实取得了成就。该书除了选择鲁迅、许广平、朱安这三
人组成的三极文化作为传记文体结构的三根支柱之外，还善于进行镜
头切入和视角转换，使得整体结构腾挪多变、自如舒畅，摆脱了过去
鲁迅传记那种前期后期、思想发展、世界转变的平直架构与思维定势，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开头就没有像其他鲁迅传记那样，从鲁迅
诞生写起，而是从苏州阊门码头主考大人船上周福清派人贿考败露的
镜头切入，直接了当展示了矛盾，第2节就转为少年鲁迅随母亲携二
弟乘乌篷船避难的镜头，很快进入了少年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
顿”的心态刻划。事实证明这样的艺术构思是很成功的。全书展开后，
主要以鲁迅为视角展现情节，朱安介入后，则在第四章“寂寞与孤独”
中插一节朱安观察蜗牛的镜头，出现朱安的视角，以后蜗牛还数次出
现；许广平闯入后，又从她的视角出发去观察鲁迅，切入镜头。除了
这些主干视角的来互转换之外，有时还插入一些次要人物的视角，如
第五章“烦苦与怆恼”就通过女佣胡妈的眼睛观察了八道湾的鲁迅故
居，写了女佣对大先生与大太太分居两室的疑问。第十一、十三、十
五章，写鲁迅与许广平的异地思念之情，舍弃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
和描写，而采用了部分《两地书》的原文，又不作为引文出现，因为
已溶入全书的整体构思之中，与其它各章的视角转换相和谐，所以既
防止读者把它与《两地书》相混淆，又避免了“抄袭”与“篡改”之
嫌。
《三人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的第三个意义，是采取了视觉形象
性很强的文学描写笔法。以前的鲁迅传多是叙述加评议，即使是文学
性较强的林、刘合著与《人间鲁迅》也仅是部分运用文学描写笔法，
整体来看仍然是理念重于形象，《三人行》则显示出近乎纯粹的文学
性质，几乎全是用形象说话，很少抽象议论。例如前文提及的蜗牛镜
头，反复出现，极为形象地表现了朱安的心态和处境，远胜空洞的评
说。鲁迅和许寿裳、许广平等在广州北门外田野中游玩时有关“翠生
生，晶莹莹”的雨后绿色的描绘，和许广平、许钦文游杭州西湖时对
清泉、苏堤、奇峰的描画，都非常具有文学性。就全书的文学语言来
看，也沉郁、畅达，情韵浓郁，很是耐读。
当然，《三人行》作为一部长一方面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育，
一方面也接受‘左’倾思想的某些影响。”这一主观条件使他“不容
易突破时代的制约”，因而在81年版里“明显地留下80年代以前的时
代的局限”。所以，他“对这本书并不满意，早就希望对它进行重大
的修改和补充”。
这次修订，首先增补了鲁迅在夫妇、兄弟、朋友、师生等方面的
丰富材料，显现出这位伟大作家的人性和人情的一面，使鲁迅的形象
具有了普通人的血肉感情，更为丰满、真实。例如对鲁迅与许广平的
恋爱过程就增加了很多生动、细致的描述，使读者对鲁迅离京南下的
内在原因与终于挣脱旧式封建婚姻束缚的心理变化有了更为具体的认
识。对鲁迅与周作人从“兄弟怡怡”到终于失和、绝裂的过程也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评述，使读者体会出个中原因以及鲁迅内心的苦楚。
对与鲁迅有过争论的人物，增订本也努力冲破“以人划线或以团
体划线”的窠臼，作了适当的修正和阐释。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陈源的
重新评价，不仅认为他在《现代评论》第38期上发表的《闲话》并非
“为帝国主义帮腔的奴才言论”，而且认为“他对统治中国的军阀、
政客，在其大量言论中主要还是谴责与揭露”，这就更为贴近历史事
实，体现出作者的求实态度。
然而，“时代的制约”并不是很容易突破的，表层的事情可随态
度的转变而调整，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的问题则不是能随态度的改变
而轻易转变认识的了。增订本对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的评价没有更改，
仍然认为是黑暗环境蚕食伟大灵魂的表现。对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分
析也没有更改，仍然认为1925年的鲁迅“虽然逐渐接受现实斗争的教
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还没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
他对于进化论的批判，还不可能是整体性的否定，他有时还固执着旧
观念。”为什么对于进化论要进行“整体性的否定”呢？难道进化论
不包含很大的合理性？不对鲁迅的思想与创作产生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吗？倘若采取“整体性的否定”，不是把合理性也抛弃，积极作用也
取消吗？这样认识，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只能说明作者在增订本中
仍然未能转换思维模式与认知逻辑，也未能深入到佛教等深层文化中
去，仍然未能根本摆脱“‘左’倾思想的某些影响”和形而上学的简
单化倾向，因而林著增订本虽然比原版丰富、充实了许多，也局部调
整了一些“左”的观点，但是从总体上仍然未能“突破时代的制约”，
未能形成整合性的凝聚力，给人以新鲜感和穿透感，显然距离符合时
代要求的高水平、突破性的鲁迅传记还很远。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
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更新观念，转换思维模式与
认知逻辑。
朱文华著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
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10月出版，27万4千字，分鲁
迅–胡适、胡适–郭沫若、郭沫若–鲁迅三卷，对这三位文化巨人的
生平、创作、思想、性格进行了连环性的比较和评述，最后在余论中，
又就这三人的差异，论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及其实践。
这部评传最突出的贡献是开创了传记的新文体—-连环比较体。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说这种文体是受台湾学者李敖所著《梁启超、胡适、
徐志摩连环传》的启发，但是在大陆传记中，特别是鲁迅传记学史上，
是没有先例的，肯定是由这本书开了风气之先，无愧于开创之功。
有比较才有鉴别。实践证明，这种连环比较体确实有益于认识传
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益于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范畴内把握传主不同
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轨迹，获得单人评传达不到的效果。例如在鲁迅与
胡适的比较中，一方面看到鲁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对于中
国农民命运的深刻认识，构成了他小说创作中别具深意的“农民问题
的主题”，使他成为最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另一方面在相比之下，就
更为清楚地看到了胡适的弱点：“自小养成了一种绅士心理，并有意
地为自己的活动范围筑了一道墙，由此出发，他对于中国社会(尤其
是农村情况)的认识就不能不是陌生无知的了。”而这种对中国社会、
特别是农民问题有无真知的差异，也正是这两位文化巨人以后得出不
同观点、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之一。然而朱著在求异之中又不忘求同，
还找寻到了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共同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一致点。在郭沫若与鲁迅的比较中，又对两人小说的异同作了
较好的分析。经过这样的连环比较，我们不仅对鲁迅、胡适、郭沫若
这三位文化巨人的共性与个性有了较前清晰的认识，而且对整个中国
现代文化史有了更为全面的体悟。
朱著以其创新的文体结构与纵横的比较分析，在鲁迅传记学史上
占据了应有的地位，然而它虽开辟新径，却没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主
要原因是作者纵然开阔了视野，却仍未能挣脱党派团体的束缚，从人
类学角度去考察这三位处于不同政治派别中的文化巨人各自不同的文
化背景与产生冲突的文化内涵，因而在比较中往往罗列各位巨人的表
象材料进行表层辨识过多，而深入本质不多，所以在判定是非长短时，
褒扬鲁、郭较多，对胡适却有失公允。实质上，这三位文化巨人之间
有过的争论与冲突，除个人与团体的因素之外，主要是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所造成的。鲁、郭以日本为中介接受了德国、东欧和苏俄文化，
胡则从美国接受了西方文化。因此，前者同情底层平民，最终倒向无
产阶级革命；后者则试图推行民主政治和实验主义，屡屡受挫而站到
国民党一边。这两种文化，在结局上自然显现出了长短胜败之别，然
而从宏观考察却是均衡互补、缺一不可的。不可仅以胜败论英雄，胡
所信奉的西方政治文化，即使由于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而受挫
了，也不能根本否认其在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先进面。朱著在摆
出胡政治见解时显出了开放与博识，在作出判定时却驻足畏缩了，所
以使该书在整体观念上未能实现突破，未能站在人类学的更高视野内
去进行“俯视”和“鸟瞰”，以挣脱党派团体的束缚，跳出陈见旧识
的窠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又须体谅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全书各部分衡量，第一卷鲁迅–胡适，份量最重，挖掘较深；
第二卷胡适–郭沫若，次之；第三卷郭沫若–鲁迅，最为单薄，对鲁
迅与郭沫若两人在思想、人格上的巨大差异未能予以尖锐揭示，仅是
平行排列出了两人在经历和创作上的相同点，有抹平差异、但求和气
之感，这样就不能不大为影响了朱著的锐气与深度。
(1)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篇二】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关于写作雷同化倾向的文化分析
对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反思
江苏/唐锋卢
长期以来，学生作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雷同”。人们呼吁不要雷同的作文，也进行了各色各样的作文教学改革，但是往往摸不到痒处，因此收效不大。作文教学为什么是今天这种局面，这种局面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失误，这是我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作文的“雷同”与目前作文教学中存在的思想教育任务有密切的关系。思想教育任务在作文教学中历来占有很高地位，对作文以及作文教学影响也最大。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思想教育对于写作教学的“教”和“学”的影响处在潜在的、隐蔽的状态，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所以，对于思想教育影响作文以及作文教学的情形也就没有认识，抑或仅有的认识也停留在感性诉求阶段。下文我试图从文化现代化变迁的角度对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进行反思和分析。
雷同的写作
写作是最具有个性的活动，因此也是最忌讳雷同的。但是目前学生写作出现的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雷同，雷同“成了学生作文的通病”。[1](p.234)翻开学生的作文簿，看看学生发表的习作，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似曾相识。每一年高考阅卷过后的作文评析，都会批评学生作文“千“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7](p.57)事实上，思想教育是属于道德、政治信念等文化规范特征的部分，与旨在培养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写作教学是两个领域的内容。把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变成思想教育的过程，应当说是前现代社会的通行做法，在文化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环境中，仍旧这么做，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思考的非理性的传统跟随行为，也与文化发展的实际不相一致。最直接地说，就是写作教学培养言语表达能力的目的根本不能达到。若干年来的作文教学成绩可以为之证明。另外一方面，写作教学的本身又具有天然的“教育性”，或者说具有“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里以培养写作能力为目的写作教学中，这种教育性是定位在其附带功能上的，而且思想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与过去一元化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迥然不同。
思想教育与雷同化写作
在写作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应该说比语文教学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都来得严格和隐蔽。我认为，这对学生作文能力培养的影响也最大。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正是目前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的要求使得学生作文出现雷同化倾向。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作这方面的思考。相反，人们乐于提倡和忙于贯彻“寓思想教育于作文教学之中”。
现实当中，人们常常特别强调作文内容和主题的“积极健康”，并把它作为作文最重要的规定，也是作文考核的第一条标准；从具体的写作过程来说，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写作指导中把“审题”作为写作第一道关键性的程序，因为所谓“审题”事实上就是对命题者思想要求、价值取向的揣摩，从而保证自己的写作与命题者既定的“思想”要求保持同步，这与古人写作“代圣人立言”首先要把握圣人之“道”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社会对于它的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的手段了，所以学生作文最怕“跑题”。在这样的作文教学中，“教”就是将已经规定好的“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从而通过写作教学将预定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政治思想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言行中，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学”就是将已经规定好的“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等外在要求内化的过程。
在作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这是中古文化形态社会（圣化社会）的通行做法，因为在中古形态的社会中，作文的目的在于“教化”，在于“代圣人立言”。以过分强调“思想感情积极健康”的作文教学，在本质上与“代圣人立言”的作文教学没有差别，也是泯灭“个我”成为“代社会立言”的“大我”的实践过程。目前学生普遍“不喜欢学语文，害怕写作文”，其实就是对这种一元化、同质“思想”和负载这种一元化、同质“思想”载体文字以及试图通过语文教学培养这种思想“复制能力”的厌倦，在这样的作文教学中求创造性的作品，无疑是痴人说梦。这也就是圣化社会的情形，也可以说是圣化社会的常态。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向世俗化变迁，个体权益和世俗情怀受到尊重，人存在的差异性得到强调，个性成为文化追求的品质，再让大家用不同的头脑来想一样的东西，按一样的程序思想已不可能；如果一定要如此，大家就只有用编造相同的假话，空话、套话来应付。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小学生作文就是应付的产物。
可以这么说，学生写作中这种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编造的“雷同”和“一律”现象，也是国家对人才的政治方面的简单、一元的要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建国以来，国家为所有的成员设计的思想是“红”，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有所变化，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元的、取向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没有什么不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于人才的总体设计才有了变化，但是在教育尤其语文教育中，这种变化并没有体现出来，语文教学仍旧在旧有的轨道上因循前行。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时期，还想将一元的思想通过写作教学涵化到学生的言行中去，那么就会搞不下去，就会有不满和批评，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之声甚至达到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所谓“误尽苍生是语文”。在我看来，在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中，韩军的“伪圣化”比较击中要害[8]。
写作教学中的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作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也就只能停留在空喊口号之中了。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则对于大家辛辛苦苦教作文而结果作文总是没有成绩这一现象只有困惑不解了。事实上，既然“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已经是严格规定好的，都在一整套严密的思想规范之中，任何有差异的个人化表达都要受到以同一的标准所进行的审查、批评、指导、评价，要想写出个性化的、独创性的文章难矣。换句话说，通过写作教学中思想教育（是整个社会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培养具有一样、单一、同质思想的人，却同时要求具有一样、单一、同质思想的人（“千人一面”）写出不是“千学生作文雷同化的根源在于这种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的过度要求，在于思想教育对写作教学的控制、压制、利用、改造和遮蔽。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并不反对在作文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教育以及“做人”的熏陶。但是我反对在作文教学中以“思想教育”“做人”的名义来规定学生“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借以达到涵化社会规范的目的，而忘记了作文教学本身目的在于培养言语表达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建平.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和思考（四）[A].王丽.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2]曹明海.营构与创造–语文教学策略[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3]曹明海.营构与创造–语文教学策略[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4]韦志成.作文教学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5]张中原.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概论[A].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课题组编.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论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6]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8]韩军.反对伪圣化[N].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1999-06-07。
[唐唐注：该文发表于《教师之友》（2003年第1期），原来题目是《对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反思》，该文还有一个题目，即《关于写作雷同化倾向的文化分析》。今天贴上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RE:关于写作雷同化倾向的文化分析
作者:daj006-daj006
唐兄借助纵向的挖掘和横向的比较，揭示了写作雷同化的深层原因，颇有说服力。
不过，我有几点想法，拿出来和唐兄交流。
1。写作雷同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作文教学“进行思想教育”所导致的结果。只要想想我们多少代人几千年来共同“享用”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听听我们所谓的“喉舌”——报纸、电视、电台的“同一种声音”，我们的学生不用老师教，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同一种声音”的。这叫同化。——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大有改观。
2。“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这套程序，一般是用在阅读教学上，教师借此引导学生反复阅读、品味经典文章，避免泛泛而读、浮光掠影。至于作文教学中，今天老师们的做法一般是激发学生写作文的兴趣，引导学生“我口写我心”。不同的老师，引导方式会有所不同，但若把“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这套阅读教学程序搬到作文教学上，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如果真有老师这样做的话，我想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不具有普遍性。
3。既然是“文化分析”，唐兄的文章做到这里好像还不该结束，继续挖掘下去，联系一下国人“话语雷同化”现象，这个命题一定更耐咀嚼。
同意否？欢迎批评。
窦爱君
RE:关于写作雷同化倾向的文化分析
作者:唐唐-tangtang60
答窦君：
1。写作雷同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作文教学“进行思想教育”所导致的结果。只要想想我们多少代人几千年来共同“享用”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听听我们所谓的“喉舌”——报纸、电视、电台的“同一种声音”，我们的学生不用老师教，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同一种声音”的。这叫同化。——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大有改观。
答：“思想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形态下有不同的名称，有时候叫“教化”，有时候叫“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什么的。大家共同享有的那一套话语体系，是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其指向是“全体一律”。至于学生作文中雷同化倾向，我认为教师教学是其主要方面。现在的改观，是文化中出现“异质”内容的原因。
2。“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这套程序，一般是用在阅读教学上，教师借此引导学生反复阅读、品味经典文章，避免泛泛而读、浮光掠影。至于作文教学中，今天老师们的做法一般是激发学生写作文的兴趣，引导学生“我口写我心”。不同的老师，引导方式会有所不同，但若把“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这套阅读教学程序搬到作文教学上，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如果真有老师这样做的话，我想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不具有普遍性。
答：我正是要揭示出教师如何通过作文教学来规范学生“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一隐蔽的问题的。
而且，如果没有不同的、异质的思想资源，“我口写我心”又能写出什么呢？！
3。既然是“文化分析”，唐兄的文章做到这里好像还不该结束，继续挖掘下去，联系一下国人“话语雷同化”现象，这个命题一定更耐咀嚼。
答：我愿意这是我的开始，我愿意持续的思考和把这些思考写出来。当然，更重要的我要大量的阅读。
唐唐
要警惕反思中的思维陷阱
——与唐锋卢老师切磋
重庆涪陵五中周迪谦
唐唐（唐锋卢老师）是我们在“K12”上相识的老朋友了，早就知道他在对语文教学尤其是作文教学做文化层面的研究，近读他刊发于《教师之友》上的文章（《对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反思》03年1期）颇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禁不住想置喙进来，凑个热闹，更希望这个反思能持续下去，我知道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做类似的反思，这种反思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有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你不跳出圈外，还真难看明白。长期以来，关于作文教学的讨论见仁见智，不可谓不热闹；然而在我看来，身处庐山中说庐山者居多，跃上云头鸟瞰庐山者实寡，从上旨（大纲、标准）出发，演绎旨意“我注六经”者居多，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六经注我”者实寡。作文教学问题的解决，既需旁观者的清醒，又需当局者的自信。唐唐所作的探索，其价值正在于此。同为一线教师，我对他是深存敬意的。
在作文教学上，我们面对的大致是同一堆问题：学生作文的千“思想教育是属于道德、政治信念等文化规范特征的部分，与旨在培养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写作教学是两个领域的内容。把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变成思想教育的过程，应当说是前现代社会的通行做法，在文化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环境中，仍旧这么做，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思考的非理性的传统跟随行为，也与文化发展的实际不相一致。”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和表达能力，不要动辄用“思想教育”（近年又有“人文关怀”）的名义拿那些条条框框来桎梏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语言、言语或工具的运用，此外都是附带的（帮忙似的）“任务”。其实，持唐唐的这种理念的人不少，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思潮，我认为语文论坛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工具论言语论大体上属于这一思潮。取个什么名呢？我想有人提出的技术主义或能力主义或许较为恰切吧。
对于这种思潮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并不是想否认思想、信仰、道德、情操乃至审美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是否认教学必从属于受制于教育这一规律，（正如唐文最后的“小小声明”那样）他们是想使教育真正得以挣脱那血魔般如影随形的专制思想的思想专制，从而获得解放。如果是这样，那真是用心良苦啊！
但是，我对这种理念只是抱感情上的敬意，在理性上是持怀疑态度的。
首先，批判不足以服人。如前所述，罪魁祸首是专制思想的思想专制，批判的矛头应该始终盯住它；而不是“做人”“育人”的思想教育。专制思想的思想专制，它当然不会公开承认，不但现在不会，就是古代它也不会；“做人”“育人”的思想教育正是它打的幌子。但是，我们却把矛头对着这幌子刺去，这似乎有点言不及义。或许我们想，干脆把幌子给揭去，不要它，你总无法借尸还魂了吧。但是再想想，它既然要借这幌子，那就说明这幌子是抛不掉的，就如一个活人总是抛不得自己的身体一样。当然这个比喻不尽恰当，不是说在推理上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吗？确实如此。换句话说，错的是特定时期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而不是思想教育本身。就思想教育本身来说，不存在错不错，也不存在过分不过分的问题。再做个类比：我们喝酒中了毒，难道是我们喝酒这种行为错了？如果确是中了毒，难道能怪我们喝过分了？我们被骗怕了，假货太多，提醒人们高度警惕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拒绝交易。钱钟书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或许来一场瘟疫，或许来一场战争，或许降一个道德家。我想他的本意绝不是主张大家摒弃道德的。
其次，立论不够严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工具论者如是说。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让学生亲近母语，习得母语，言语论者如是说。他们都有点忌谈思想、道德、价值之类所谓教育性的东西，力图淡化、弱化它，把它贬到次要的附带的地位。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分科教学，各自学科的独特性，二是学科称谓，词语本身的含义。认真想想，这两点都不足以支持把整体的共同性的教育任务下降为次要的附带任务的观点。前者实质是部分与整体、分工与协作、分析与综合的关系问题，分析是为了更高质量的综合，分工是为了更好的协作，部分之和应该优于混沌的整体，这是所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从功能和目的上看，整体与部分之间是一个指导与被指导，制约与被制约的问题，而不是主次偏正的问题。至于后者，更是显得迂阔，俗话说叫做抠字眼。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几乎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如果那样抠，那么“数学”就不该学几何，或者该改为“数形学”。难怪仅为“语文”这个学科称谓，至今都还争论不休。研究“指”只是手段，目的是达到“所指”。当然有人要说在语文学科，研究“指”这个手段本身即是学科目的，但那已是另一回事了。就“所指”（意）来看，且不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就从语言本身的特性看，它怎么能与思想、感情、精神等分离开来，或者分个主要次要、主体附体的关系出来？人的精气神与人的四肢百骸孰主孰次？言语论者看出工具论的这一偏失，于是把言与意整合起来，用“言语”来涵盖它，再提高它的逻辑层面，提出“言语即人”，人化即言语化，人活着即言语着，这样它又与人文论挂上了钩。我对言语论者告诫我们在语文教学上不要得意忘言，要因言明意，更要由意味言，是大为服膺、深以为然的。但我从他们反对阅读中的“主题崇拜”和思想捕捉，而只主张感悟语言的言谈中又觉得仍失偏颇。读一既然教作文就是教做人，而做人必须做一个积极的健康的乐观向上的人，所以作文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能写低级趣味的、消极颓废的、肤浅片面的东西。
■我们的命题者也正是抱了这样的观点，所以在命题的时候，就已经指明了“该怎样思想”、“该载什么样的‘道’”，以期望自己的命题能帮助学生“通过作文来好好地做人”。如1998年高考作文题为《战胜脆弱》，命题者认为，脆弱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应该战胜；但命题者并没有想，学生现在究竟有没有已经战胜了脆弱，它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或者观点。而学生的实际是：真正已经能成功地战胜脆弱的人毕竟是少数；作文的事实是：他们只能编造父母双亡家庭离异的故事，来先“制造脆弱”，再“战胜脆弱”。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对一群事实上连脆弱都没有感觉到，更谈不上战胜脆弱的学生而言，他们怎么可能把这并不是儒家思想不好，也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好，这种思想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只允许用这种思想来思想。
●第二个原因：作文教学已经沦为作文技巧的教学
■如果一个材料已经有了铁定的情感意向，已经只能作一种是非观，学生只能在一个既定的观点中阐发，那么这必然是一次伪话题的作文检测，这里只有技巧，只有说谎编故事的技巧，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由于作文的思想已经是既定了的，我们教师和学生都只是在代这个思想立言，所以，我们的作文教学其实也就沦为作文技巧的训练。
■这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目都很讽刺：“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其实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一个既定的不容改变也无须思考的文章灵魂，你要做的，仅仅只是为这个灵魂添一些故事或者数据；谈“诚信”其实最无诚信可言，因为你要得高分，你要不被判为离题或者离经叛道，你就必须在所有的背囊中最后剩下诚信，至于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弄虚作假，在“诚信”和“个人利益”之间你先会丢弃何者，那都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只是语言上的表达；“心灵的选择”其实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你不用选择，你只要在黑与白之间选择白，在聪明与狡猾之间选择聪明，在说实话与得高分之间选择高分就行了。
■这些高考题目在一再地暗示我们教师和学生，作文的思想是已经事先被定好了的，我们要做的，仅仅只是提高作文的技巧，或者干脆说是提高编故事的能力而已。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课堂上和报刊杂志上提到的作文教学，基本上都只是一些技巧训练的指导。
这是一种由不自觉到自觉地丢弃作文灵魂的教学，在这种机械的作文技巧训练中，作文个性又何从谈起呢？
■第三个原因：信奉一条并不存在的“认识规律”——始求规范、次求个性、终求创新
在人人喊“创新”的热潮稍稍平息之后，有人开始为作文教学提出了一种看似很符合认识规律的说法，叫做：始求规范、次求个性、终求创新。意思似乎是说：“规范”、“个性”和“创新”是作文教学的三个台阶，不可邋等。
■可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始求规范、次求个性、终求创新”是一条并不存在的规律。本来，“规范”的，应该是语言；而“有个性”的，应该是感受和思想；“创新”，指的是这个思想的发展趋势，三者并不是时间的前后和层次上的高低关系。
■首先来看“规范”和“个性”。打个比方，规范是一个人的躯体，它必须端正健全，那么个性就是一个人的头脑与思想，它们是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在同时发展着的。我们不可能要求身体长健全了，然而才要求这个身体生出思想与感情来。
■“语言规范”和“语言发展”是相互制约的一对矛盾，每个人都有婴儿期和青春期这两次语言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两个时期，人会自觉地运用一些对他来说是新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他正在形成的思想，因此他也会较多地出现一些错别字和语意晦涩的语句，我们都能够容忍儿童在第一个时期出现的语言错误，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可爱的行为，儿童就在这种宽容中实现了语言的发展，并逐步在反复使用中达到语言的规范。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能容忍学生在第二个语言发展时期出现的语言不规范现象，为了避免教师的惩罚，学生也就学会了避免使用新的词汇和自己还难以绝对把握的语句，事实上，他们也就因此失去了语言第二次发展的可能。所以语言的“规范”，是伴随语言发展终身的一个要求。如果要等到学生已经规范了，然后才去求“个性”和“创新”，那么你将会发现，学生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规范”的要求，于是，也就永远不可能有追求“个性”的机会了。事实上，个性和创新都应该是从小就培养的，错过了中小学这个培养个性与创新思维的黄金时间，它不可能后来再加以弥补。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中学时代没有个性、没有创新精神的话，他一辈子不可能再有个性和创新精神；而反之，一个在中学时代语言不够规范的人，他完全可以在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加以规范。二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再来说说“个性”和“创新”。本来，学生的每一次写作，就是一个自我的“创新”过程，是他对自己的语言、情感甚至思想的一次超越的尝试。在这点上，“个性的”也就是“创新的”，二者并无矛盾。但是，学生的这个创新对教师而言，对阅卷者和其他思想阅历远远高过他的人而言，仍然只是幼稚和肤浅的。于是，为了让教师和阅卷者承认自己的文章是“创新的”，他只能不说自己的话，而说出社会上认为是新鲜的话；他就不得不为了“假创新”，而背弃“真自我”了；到这时候，“创新”也就成了“个性”的刽子手，作文教学开始打着“创新”和旗号，扼杀起学生的写作个性来。
■就这样，夹在慢性顽症“不够规范”和流行性疾病“缺乏创新”之间，“个性”永远不得脱颖而出。学生的作文个性始为“规范”所累，近又为“创新”所害，或者千人一面千“蕨类”不如“灌木”，而“灌木”又不如“乔木”；我们又认定，“狼”是有害无益的，“自私”是有害的，“消极”是有害的。于是我们努力使“灌木类”“蕨类”“菌类”拔高自己假扮成为“乔木”，努力猎杀尽一切思想上的“自私”、“消极”，而只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允许学生的思想和心情三百六十五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无云。但是，这可能吗？我们许多教师最怕我们的学生作文中写到阴暗面，正如鲁迅所描绘那般：“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讲最后的胜利……”或者如胡适所说：他闭着眼睛不曾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天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的学生写出了不够成熟的《恶之花》或《挪威的森林》，我们知道，我们的教师们会怎样好心地批判它、扼杀它。
■我以为，作文是个人思想与感情的真实表达，如果这里面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在正当的途径上去引导去教育去帮助，等到帮助他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的时候，他自然也就能写出快乐健康的文章——虽然我仍然固执地认为，作文，应该可以写消极的阴暗的晦涩的痛苦的脆弱的内心感受，在作文的尾巴上，不一定要让阳光驱散那些有人认为是不健康的东西。因为，即使刚强如鲁迅，也这样理直气壮地为“伤感情调”辩护：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
■允许出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个“错”里很可能有着明天的“对”，有着很大的“发明和创造”，因为我们认为错的对的，未必就一定是错的对的，关键是说者是不是秉着真心，在说着真话，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即使是所谓“不健康”的“晦涩”“朦胧”“消极”等这些学生个人某一时间的感受，至少也比那些“虚伪”要好得多吧！如果说作文教学也能说是在教育学生做人的话，这个过程也是在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通过自我肯定、自我反省、自我激励实现的，也就是说，首先要说真话，才有可能在说真话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说假话套话的教育，怎么可能算是学做人的工程？
■当然，我这样说必须解决一个操作上的实际问题：面对学生作文中的幼稚、浅薄甚至错误之处，我们应不应该指出或者更正呢？
■我以为，指出应该，更正就不必了。我个人是这样做的，列举就同一件事，其他一些思想家、作家或者其他同学，也可以是我自己的观点，供他参照，让他自己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或许是使之更丰富更有思辨，能够足以与他人相抗衡，或许是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一种他认为正确的观点。在自己没有真正理解一种观点之前，我们不应该让他学会把这种观点挂在嘴上。
●解放阅读，让每个学生拥有个人的语文资源
■有人说我们的学生之所以写不好作文，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太单调与贫乏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我说现在学生的生活是太“丰富”而不是太贫乏：永不休止的音乐，太过斑斓的画面，提前进入的成人故事和滞后残留着的卡通电视，唾手可得的纸上爱情和网上爱情，永不饥饿的肚子和不再负疚的性……这一切怎么可以说生活太单调太贫乏呢？
■他们贫乏的只是阅读和思想，而不是生活。——他们手中的所谓“思想”，其实只是从节目主持人和影视明星那儿拾得的一些牙慧，而我所谓“思想”，是一个动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艰苦甚至痛苦的探索过程。要讲生活的贫乏，没有谁比史铁生、张海迪更贫乏；就像没有多少人比他们阅读得更丰富、思想得更深刻一样。阅读是写作的语言之源，也是写作的思想之源。心灵的丰富主要取决于阅读的丰富，而不是生活的多姿多彩。
■而阅读的丰富，不仅指他必须达到足够的阅读量，而且还指他所读的，应该是体现各种不同思想的作品。只有一种思想，是不可能教会学生思想的，只有把各种思想放在一起，尤其是把各种既矛盾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思想放在一起，学生才可能学会自己思想。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传统语文教材精读一“一个人要成为具有劳动者、斗争者、未来的战士、未来的丈夫和父亲的意识的真正的人，他在14、15岁的年纪，就应当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有一份丰富的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百本书，这些书对他来说就是精神的启示。”
■关于个性化阅读，我很害怕人们过于频繁地引用一句近乎真理的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并不想否认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只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如果所有的学生从小到大都读一样的书，都是这几本而且只有这几本，那么我们想要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与思想，也就是缘木求鱼了，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最终也只会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了。我们不能忘记，一本《毛主席语录》并没有造就近十亿种思想，当时的事实是十来亿人几乎快只剩下一种思想了。
■我在一个山区中学教书，四年之前抱着“改革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改革一定是死路一条”的决心进行了语文教学改革。我从自己的上千册藏书中选出几百册适宜学生阅读的书籍任他们借读，为他们开出一个包括部分名著、畅销书、校园文学书籍在内的“黄金书单”任他们选读。当时来自校长室、班主任和家长的阻力确实很大，但我横下一条心，坚持搞了下来，目前，这批学生已经读高中，而且第一次地，这些从山区走出去的学生成了高一级学校的语文科代表，黑板报负责人，校园广播站的主持人，文学社骨干。第一次地，不再是他们听城区来的学生谈书籍谈文学瞠目结舌，而是其他学生听他们谈人生谈书籍而感到有所不如了。我以为，改变这一切，不仅只是语文课堂，而且更是课外阅读；不是教师的辛苦教学，而是一本本书、一个个作者的熏陶。
●语文课堂，让思想在问题与问题之间飞翔
■然而三年一千多个小时的语文课堂毕竟还是大有可为的。正是语文课堂，让学生与作者的对话得以深入，而不只是浅尝辄止；也正是语文课堂，通过各种观点的碰撞，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和产生，从而使学生在学会表达的同时，学会让自己的思想独立地飞翔。
如果说引导与自由兼而有之的课外阅读解决了语文教学“吃什么”的问题，那么语文课堂理应解决“怎么吃”的问题。就这点，我想对我们的阅读教学中的“问题教学法”作一点补充。
■一个我并不想否定的理论是：问题，是思维的发动机；思维，永远从问题开始。问题，在语文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却遗憾地看到：答案，成了思维的终结者；思维，在找到答案时停止了脚步。
■有人把我们的这种“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没有问题走出教室”的教育称之为“去问题教育”；而我则把这种一个根本没有问题的教师用“问题”问一群根本不想知道答案的学生的教学称之为“伪问题教学”。学生为解答教师提问来学语文，“背”着教师提供的答案离开语文课堂，这难道真是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吗？
能不能让学生“自己带着问题来，生出新问题去”，让学生在离开语文课堂之后，不离开语文呢？
■于是，上《愚公移山》，学生用新概念作文赛获奖作文《莫作愚公之愚者》中“移山何如搬家”的观点否定了愚公，又用“西部大开发”的事实否定了“移山何如搬家”的想法。也许我们最后也没有得到愚公究竟愚不愚的结论，但他们的视野却又一次得到了扩展。
■而学《爱莲说》，学生用“没有淤泥哪来莲花”的想法批判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沾沾自喜、忘恩负义，接着又用“没有莲花的淤泥只不过是一堆死的烂泥”认识到莲与淤泥互相依存的并生关系。也许学生对《爱莲说》的喜欢因此反而不如一般的学生，但他们从此已经有了一个“淤泥使莲花生存，莲花使淤泥超越”的辩证思想。
■于是，读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优等生们在随笔中写道：
“记住，你放弃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机会而已，你放弃的是向美丽前进一步的动力。尝试了，至少有50%的希望；而放弃，就连0.01%的机遇都不属于你。
■“我想，无论是否有一个伟大的智者为我画上那假叶，都不及我自己心中坚韧的守候。春天，终会来的，守住最后一片落叶；一样的，我相信，明年长春藤又将绿叶满枝。”
■而已经不可能考上高中的学生，则在随笔中作这样思考：
■“冬天一定会到，树上的叶也一定会落尽——藤叶也不例外。不要以为这是树木斗不过天，它是无能的，也是无奈的，而这恰恰体现了树木的一种智慧，为了明年春天的萌发，它实在没有必要死守着最后一片叶子，苦苦地挣扎，为此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
■“因为，树叶落尽并不表示生命的死亡或者希望成为泡影；反之，这是一种大智的等待、重新萌生的希望：在它落尽最后一片叶子时，新的希望，也就在叶子落下的叶柄处悄悄地蕴育了，萌生了……
■“而假如，到了冬天所有的叶子都不落下来，那么第二年也就会少了许多新生的芽，至少我们将失去欣赏一树新芽花朵般盛开的机会。
■“也因此，守住你的最后一片藤叶的办法就是让秋天的叶子随风飘尽，而守住那叶子落下处的饱满的叶芽，因为那叶芽里面，就是一片新的藤叶，一个新的春天。”
■面对两种矛盾的读后感，我没有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种，我只是问：那么生活中，有哪些是我们可以舍弃的，有哪些我们是必须坚持的？或者说，对我们的梦想，我们应该坚持到什么时候？
■在语文课堂上，问题固然是思维的起点，而答案却不应该成为思维的终点，我们不应该让思维在答案出现时停止，而应该鼓励它展开更为有力的翅膀，在布满问题的天空飞翔。而只有拥有了自己个人的思维与思想，我们才能在他们的作文中，见到真实的个性。
★结束语：
■每一次提笔作文，都应该是学生的思想一次开花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开出完全一致的花朵，或者说不能要求各种花朵只散发出一种芬芳。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学生是玫瑰花，而另一些只是金盏花，从而要求它也改变成为玫瑰花。我们只是希望，他们都开出真实的花，而不是假花。假花虽然鲜艳，而且没有病虫害，也不会枯萎，但它却永远是没有生命的。
■为了让他们开出自己的真实的花朵，我盼望我们的教育能够让学生的阅读成为他们成长的土壤，这土壤能够为他们的思想成长提供各种充分的营养；我盼望我们的课堂教学能够施以合适的阳光；同时我期待，有一天走出应试的泥潭之后，我们的作文命题和考试，能够允许学生真正自由地表达。
【说明：此文后略有修改，此是未改之原稿】
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定位的文化思考
——答周迪谦《要警惕反思中的思维陷阱》
唐唐
成都《教师之友》继02年7-8期合刊登载我《对思想教育背景下阅读教学的文化反思》一文后，03年第1期又刊载我的《对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反思》一文，应责任编辑朱雪林的要求，我还写了“我的研究思路”，题为《从文化的视角看语文教学》，也于同期刊载。我还没有收到样刊，重庆网友泥土（周迪谦）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我看到该期杂志。因为我们是K12的网友，通过伊妹儿很快我就收到了他与我“切磋”的长文，题目是《要警惕反思中的思维陷阱》。
初看题目，我大吃一惊，难道我的反思（准确地说是“文化反思”）“陷入思维陷阱”？我自己一直以为我的思考是试图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我借用文化现代化变迁的理论试图来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框架，从而更好地解释语文教学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回答“语文教学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教师之友》上发表的文章正是这些尝试的两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面相”是从圣化社会向世俗化社会变迁的，我以为从这一视角来观察语文教学，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可以得到相当清晰的清理，而且借助对整个文化变迁的“总体把握”，可以较为清晰地描述语文教学发展的未来线索。目前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目的对语文教学影响问题。看了周先生的文章，原来，周先生对我回答“作文教学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周先生看来，我对于语文教学出路的思考是属于语文教学研究中被指称为“技术主义或能力主义”范畴的思考，因此，是掉进了“思维陷阱”。
我文中写到的被指称为“技术主义或能力主义”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借用以李海林为代表的“言语教学论”关于语文教学的理解，并非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但是我确实是服膺“言语教学论”（尤其李海林运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对语文教学深入研究的。我认为言语教学论者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从理论上说清楚了语文教学目的“应该是什么”，具体地说就是把语文教学目的定位在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言语智慧上而把“思想教育”放到“附带功能”上。我认为这一定位适应当前文化变迁对于语文教学提出的要求。对于“言语教学论”一直被指责为“技术主义或能力主义”的原因，借用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言语教学论”主张淡化和弱化“做人”“育人”“思想教育”等教育性目的，而强化语言、能力等技术性内容，在作文教学中，就是把培养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作为宗旨或中心任务。在周先生文章的具体语境中可以理解为：“言语教学论”强调言语能力的同时忽视了语文教学的教育性（思想教育）。这也就是周先生所说的“思维陷阱”。根据我的理解和思考，这实在是对言语教学论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定位的一次误读。但是在这里，我不想代言语教学论者来与周先生辩论，我只想从我自己研究的角度也就是“文化视角”，借助澄清周先生与我的分歧所在的机会，来说说现代社会中为什么要如此定位语文教学目的。
一、是思想教育的错，还是专制的错？
周先生认为：造成作文雷同化现象的“罪魁祸首是专制思想的思想专制，批判的矛头应该始终盯住它；而不是‘做人’‘育人’的思想教育。”把这句话与我的文章对照，其实周先生用“专制”替代了我的“思想教育”一词，而正是这一替换带来了“误读”。
上文说过，目前我所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要求对语文教学影响问题，包括引发周先生来“切磋”的那一篇。我对于作文雷同化倾向分析是从整体着眼，即把作文教学放在文化现代化（即从圣化向世俗化）变迁的历程里来看的。我认为造成作文雷同化原因在于“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要求”，这种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是圣化社会的特征，具体到写作教学上，社会更多的赋予写作教学以涵化文化规范的任务，写作教学更侧重涵化文化规范（即所谓“教化”或者“思想教育”）而不是学生创造性的写作能力。因此，正是这种“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要求”使得我们作文教学无论从理论上（我也有专文分析）还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都成为传导文化规范（包括具有共同的信念）而不是创造性的写作能力，如果说这种作文教学也培养“写作能力”的话，那就是“代圣人立言”的复制式（雷同化）的写作能力。我认为我们作文教学是“整体上错了”，也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作文教学变成了实施“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过程，变成了涵化“文化规范”的过程，呈现的还是圣化社会作文教学的特征，与中国文化自19世纪中期接触西方文化而开始的文化世俗化变迁不相适应；指导这种作文教学的理论是围绕实施“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任务而设计出来的。这些我的文章都做了分析，此不赘述。
周先生转述我对于作文雷同化倾向原因分析时把“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要求”置换为“专制”（“这种现象，说穿了，就是专制思想的思想专制”），孤立地看周先生的这句话是不错的，而且也是“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要求”题中应有之意，进一步地说，也是圣化社会的一个特点，但是用“专制”代替“思想教育”，诚然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也使得问题难以被认识清楚。考察“思想教育”的文化含义，主要指的是文化规范。与“专制”相比，“专制”是不好的，是要不得的，是压制人自由的邪恶的力量，文化规范（思想教育）却无所谓好坏，它是一个社会所必须有的，只是什么样的“文化规范”更能适应该文化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发展以及幸福是问题的关键。当我们认为某些文化规范是“专制”的时候，这些规范或许就是阻碍该文化生存发展的时候，也是要改变这些规范的时候了。“专制”与“文化规范”不是对等的概念，有些“文化规范”是专制的，有些则不是。有些以前不是，现在却是的了。总体来说，我们社会虽然具有了某些世俗化社会的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还停留圣化社会阶段，或者借用学者们的“转型”说法，我们社会处于从圣化社会向世俗化社会转型阶段。过去被看为正常的文化规范现在倒成了“专制”，那是文化变迁的结果，目前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我们社会“专制”成分，也是如此。而且周先生把“专制”与“思想教育”当作内涵与“幌子”的关系，而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规范”是文化研究的中性概念，对于认识“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对语文教学的影响”颇有解释力，而“专制”却没有这种解释力。我试图借助于文化学概念为语文教学建立一套“文化批评”的解释框架，我选择“文化规范”就是看中它的强大的解释力量；“专制”这一概念或许也能够使得我们部分地理解作文雷同化的原因，但是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且难以说清“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对语文教学的影响的方方面面，譬如用“专制”就难以说清圣化社会“代圣人立言”的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其实也就不能明白目前我们学生作文雷同化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其实也正是因为用“专制”代替“思想教育”或者说“文化规范”，才导致周先生说“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就有较大的分歧了”。周先生所认为的要批判专制而不是思想教育，无疑，“专制”是要批判的，但是“思想教育”（包括“专制”）更要得到关注和清理。在我的思考和行文中作为普适性的“做人”“育人”的思想教育从没有受到否定，我所分析的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目前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到底是如何影响作文教学的，也即如何导致作文雷同化倾向的。也就是清理“思想教育”（包括“专制”）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就当下的情况来说，就是要改变目前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的现状，把与文化世俗化变迁相适应的多元的、异质的“思想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带到教育（包括语文教学）中来，以清除“一元化、同质的思想教育对语文教学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反对专制”的问题，“文化规范”或者“思想教育”整体转型问题。另外周先生说“错的是特定时期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而不是思想教育本身”，这是对的，但是还要加最重要的一条“思想教育的目的”它关系着教育对人才的定位以及教育对人生的意义，也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依据。可见周先生用“专制”代替我所说的“思想教育”是对我所说的“文化批评”的误解，而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分歧。至于“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定位是“教学目的”还是“附带功能”留到下一节来分析。
二、是避开“思想教育”，还是融合其中？
周先生认为无论工具论还是言语论者“都有点忌谈思想、道德、价值之类所谓教育性的东西，力图淡化、弱化它，把它贬到次要的附带的地位”，尤其言语论者玩弄“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文字游戏，其实质是避开“思想教育”。对于这些我不想在辩者如云辩文如山的历史上再多一辩。我只想从文化视角谈谈自己对语文教学把思想教育定位在附带功能这一问题上的理解。
我说过，我是把语文教学放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世俗化）变迁的程序里进行考察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转型一个部分是教育（包括语文教学）转型，这也要求教育研究（包括语文教学研究）的转型。百年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如果放到文化变迁的视野里来看，许多问题都会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的。简单地说，从圣化社会到世俗化社会，“群体”特征的文化形态逐渐向“个体”特征的文化形态转变。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世俗化）这种变迁直接地影响着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譬如从圣化社会掌握儒家义理的教学目的（为了群体的“教化”）到世俗化社会培养学生言语智慧目的（个体“创造”为最高目标），思想教育被定位在附带功能上。语文教学独立设科的意义只有在理解文化世俗化变迁要求个体具有适应这种变迁的“语言表达能力”上才能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百年来“工具论”（摆脱圣化社会的“教化”）“人文论”（适应转型时期新的“教化”需要）“言语论”（强调世俗化社会里个体言语能力）等等名目的探讨都可以看着是这种变革要求的反映，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称百年语文教学历史为从“语文教育”走向“语文教学”的历史，也就是从侧重“思想教育”到侧重“语言表达能力”而“思想教育”是其附带功能的历史。
这种适应世俗化文化要求以培养个体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语文教学我称之为“个体化语文教学”。如果说“群体化”是强调所有人思想言行同一性、“全体一律”的话，那么个体化关注的是思想言行的多元和差异性，是各各不同的思想方式、创造精神、个性特点的反映。对于语文教学来说，阅读活动就是从学习社会单质同一的公共意义的过程变为培养个人语感、丰富个体差异性意义的过程。这种语文教学过程不再是灌输一元的“思想”和获得复制一元的“思想”能力的教育过程，而是着眼于创造性的“言语表达”，在这种语文教学中可以把多元的“思想”呈现出来，供学习者思考、比较、判断和选择（网络时代具有了这种条件和便利）。语文教学从圣化社会的“代圣人立言”向世俗化社会“代自己立言”转换，前者重对“圣人之道”，后者重对“个体思想感情”的表达能力。当然，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语文教学中是有所谓“思想教育”的，但是其目的、内容和方式与圣化社会一元的、同质的思想教育迥异，譬如其目的之一是对自己和群体负责精神而不是“听话”，但是“思想教育”不是教学关注的重点（即使关注也与过去关注的目的、方式不同），关注的重点是体现“思想感情”（此处“思想”要比“思想教育”中的“思想”内涵要广）的“言语表达”，可以看出这种与个体化相适应的思想教育就融和于语文教学过程之中、附属其中，譬如就在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过程中“附带地”养成对自己和群体负责精神。
可见把“语言表达能力”定位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把“思想教育”定位为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并没有“淡化”“弱化”或者说避开“思想教育”，相反却既把语文教学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当作教学的中心，又不着痕迹地进行了“思想教育”，俗称的“两张皮”真正地合二为一了。周先生担心“主附论”造成思想教育功能的丧失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言语教学论的能力主义教学并没有避开“思想教育”。
三、是“能力主义”的错，还是“思想教育”的错？
那么，周先生为什么有所谓言语教学论避开思想教育的想法呢？周先生又担心“实行恐有偏失”，怕“主附论”造成思想教育功能的丧失，怕以回避的方式反对专制徒劳无功，怕学生精神更加荒寒。这些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试作解说。
我认为言语教学论所倡导的被称为能力主义的语文教学构想，是对语文教学“应然状态”的解说，这种解说恰恰让每一个学语文、用语文的人成为教学的“中心”。在我所说的文化视野里，这种教学状态的描摹，与文化世俗化对于个体语文能力的要求是一致的。根据这种构想，我们在培养每一个体独特的语文能力的时候，与世俗化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教育”就融合在其中，“主附论”不可能造成教育功能的丧失。
但是，我们的文化还没有进入世俗化社会，其主体还停留在旧有的圣化社会的“范型”里，我们语文教学对于学生个体以及社会的意义还没有质的改变，教学目的、教材体系等等也都在旧有的“范型”里，譬如社会仍在把涵化特定文化规范（即“思想教育”）的任务托付给语文教学。文化缓慢的变迁使得这种“托付”在很长时期内还是有必要的，就像“专制”的传统不能被骤然中断一样，根据当前文化实际，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传统也不能骤然中断。但是社会要研究把什么样子的“思想教育”带到语文教学中去，当前“人文论”者所呼吁的就是把新的“思想教育”带到语文教学中来。如果社会把与我们文化现实已经明显不协调的文化规范任务“托付”给语文教学，并且要求语文教学完成这些“任务”，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周先生所说的“学生的精神更加荒寒”。譬如目前我们文化已经有了一些多元的气象，而充斥教材中的还是一元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如“专制”，那么就会出现普遍的“伪圣化”和“犬儒化”现象。这不是能力主义或者说培养言语智慧的错，而是我们的“思想教育”本身的错，这种错误不仅导致学生大面积的精神荒漠，学生创造性的语文能力简直也无从谈起。在理论探索中，“能力主义”要在培养能力的时候置这种“特定的文化规范”于不顾（理论探索其实就是建立一个认识问题的框架，不是把握所有现实的唯一“真理”），而伴随“创造性言语表达能力”的新的适应个体化生存的所谓世俗化“思想教育”还不具备世俗化文化环境，这种情况往往造成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成了躲避现实、制造乌托邦的过程，这恰恰给人以“淡化”“避开”的印象。语文教学理论的前瞻与文化现实的滞后发展矛盾是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吧。这也提醒我们，理论探索要把“论题”限制在自己的范围和条件里，实际操作要极其注意文化的现实状况，做到“文化自觉”。
这就是我从文化视角来看语文教学目的定位问题。我的“切磋”不知道是否像周先生所说在“磨炼言语智慧”，但是我决不“闪烁其词”。以此答周先生的“警惕反思中的思维陷阱”。（2003-2-17）
【篇三】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从寡妇形象的塑造看鲁迅的创作心态(网友来稿)
赵彦甫
【内容摘要】
鲁迅对待愚弱者的态度是倾向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中，对单四嫂子和祥林嫂，鲁迅的批判锋芒却不见于她们，则完全是“哀其不幸”。本文意在剖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之一——“寡母抚孤”和鲁迅创作心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寡母孤子同情
人物形象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层面，它无论在文学创作或文学作品的研究中，都是至关紧要的问题。中国现代小说的发韧之作是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所包括的小说并不多，然而鲁迅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却创造了如此众多、如此出色的人物，像阿Q、祥林嫂、魏连殳……丰满而复杂。其中，《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祥林嫂都是失去了丈夫和儿子，饱尝了人世辛酸的寡妇。寡妇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鲁迅对这群善良但却被封建社会戕害的羔羊倾注了全身心的同情和怜悯。鲁迅通过对她们的悲剧的描写，向吃人的封建旧社会提出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抗议。他一直为愚弱者呐喊，为被害者鸣不平。然而，愚弱者自身的劣根性往往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不过，鲁迅对待不同的愚弱者的感情基调是不同的：对待阿Q鲁迅倾向于“怒其不争”，而对待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些命运凄苦的寡妇却几乎完全是“哀其不幸”。批判之锋芒不见于这些寡妇身上。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本文意在剖析这一现象的成因之一——“寡母抚孤”和鲁迅创作心态之间的关系。
“守节”与“失节”的二难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人一旦失去了丈夫便面临“节”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的本身是痛苦的，都是通向不归之路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推崇“节烈”，“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界定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是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受议论”。①这是寡妇选择“节烈”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一个寡妇在一个宣扬“以贞励天下”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里能够为世人认可的一条道路。但是，这些“守节”者所承受的精神苦役却是沉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她们必须自我压抑甚至扼杀自已的性爱要求，必须永远避开和舍弃来自异性的爱。然而，不节烈者虽然逃脱了失去性爱的寂寞和悲哀，但却终究不为世人所容，永远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压迫之中。这正是她们的悲剧所在。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守节”与“被迫”“失节”的典型代表，然而她们并没有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而改变悲剧的命运。
单四嫂子生前守了寡，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只能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然而，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反而觉得“寸都有点意思”②。这是让我们颇感奇怪的，为什么呢？原来皆因自己三岁的儿子——宝儿。她对丈夫的死虽然很伤心，但并未彻底绝望，因为她还有儿子——她的希望。丈夫死后，宝儿俨然代替了其父在其母心中的位置，所有的寄托，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宝儿已从仅是她的儿子变成了她的“丈夫”，她活着的意义，她的“明天”。
然而，不幸又再次降临到这个本已经很不幸的女人身上。她是一个粗笨女人，无法接受“宝儿确乎死了”的残酷现实，更无法接受没有宝儿的“明天”，“‘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钱，——我都有给你’”。③“明天”绝无宝儿与她共同度过，馄饨打了水漂，所有的期冀只能在梦中追寻。
然而，单四嫂子仍须活着，前面的路还很长。“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子死又从谁呢？真是欲做奴隶却无主子，悲哉！单四嫂子感到静和空，更感到困惑，或许至死都无法明白等待她的“明天”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与那个社会相伴而生的无赖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早就瞄准了这个寡妇。他们在咸亨酒店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着隔壁孤儿寡母的动静，唯恐宝儿不死。困为一旦单四嫂子失去了宝儿这个“明天”，他们就可以趁机猛扑过去。他们这样肆无忌惮皆因“社会公意，向来以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④可想而知，当这些“狗”扑向单四嫂子时，单四嫂子能做的莫过于自戕，别无他途。
此外，“好心”邻人王九妈和庸医何小仙也是断送单四嫂子“明天”的罪恶之源。“好心”的王九妈和“乐于助人”的众邻居，是被社会驯服的一群冷血动物。王九妈在操办宝儿的丧事时，竟如此熟练，如此地程式化，对她来说宝儿纯粹是一个小尸体，冷酷之极真是令人咋舌。当人们七手八脚地盖上棺盖时，单四嫂子的那颗早已痛苦不堪的心也被七手八脚扯得粉碎。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个阴森的社会里，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自戕的绳索上，也会被扼杀在封建礼教桎梏的氛围中。由是观之，单四嫂子的“明天”非“节妇”即“烈妇”。
单四嫂子孤身一人在“太静、太大、太空”的屋子里煎熬着自己的心，在冷漠、无情、麻木、侮辱中等待一个毫无着落的“梦”，是一个完全的“节妇”形象。这与祥林嫂不同，祥林嫂本也可以“节”下去，然而被婆婆逼卖到深山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她不得不面对封建社会中族权、夫权、神权的挑战。
祥林嫂是个没有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普通的劳动妇女，因此，她不可能像子君那样，常和涓生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⑤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只可能取法于流传在社会上的那些圣人之徒宣扬的封建伦理。在婚姻问题上，她任人摆布，她和小她十岁的祥林的结合最多像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所说的那样：“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这就决定了她从出嫁的那一刻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引入了一个悲惨的境地。太夫死后，她逐渐觉察了婆婆的心思，于是“飞”逃到鲁镇。虽然帮佣的生活较艰苦，较劳累，但“她极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⑥然而，那只象征着夫权威严的“白篷船”终于驶进了鲁镇。祥林嫂自食其力的梦破灭了，害怕被卖“失节”却终不能逃脱这一可悲的宿命。她被当做一件毫无生命的物品被“捆”、被“塞”、被“卖”。虽然，她在“节烈”的鞭子下曾经“撞”过，然而她还是“依”了。可是，第二个丈夫又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把她逼进了死胡同。祥林嫂先前能立足深山，皆因死去的丈夫和儿子，因为他们在宗族祠堂里有发言权。一旦这些人不存在，她的存在也就受到了威胁。她被迫再次来到鲁镇。可是刚刚摆脱族权和夫权的她又掉进了神权的深渊。
几千年来，玉皇阎罗、城隍土地等构成的鬼神系统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我们凡人的生死祸福。因此，与之相伴而生的各类关于人世之外的传说，就成为普通劳动人民行为的准则。
因此，当柳妈诡秘地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了开，分给他们”，⑦她立即害怕起来。在深山野林之中，人们脑海中的封建礼教的观念非常淡薄，祥林嫂从未听到过被锯的事，但是她一旦听到就会恐惧害怕得不得了。为了避免被“锯开”，她用自己一年的工钱捐了一个门槛，以求赎罪。她以为只要这样做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毕竟只是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解脱。鲁四老爷一家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因此他们仍然歧视她，仍然禁止她参加一切有关“祝福”的活动。“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⑧就给了她致命的一击，毁灭了她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
一生受尽压迫与侮辱的祥林嫂面对冷酷的世界，向“我”提出了她的关于“命运”的问题之后，在年终的祝福声中带着恐惧和不安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这位命运多舛，辗转哀鸣的“失节”者死去了。
由是观之，寡妇，无论你选择“守节”还是被迫“失节”都将与悲剧相伴。因为，她们已经丧失了选择幸福生活方式的权利。对此，鲁迅先生始终关注之，并寄予深深的同情。
同情与批判的较量
同情和怜悯弱者是人类的天性。鲁迅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劳动妇女的关注和同情是站在另一个高度审视其命运后作出的“哀其不幸”。
在《明天》中，鲁迅五次提到“单四嫂子是个粗笨女人”，但又多次用不笨的事实加以说明。例如“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⑨“他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⑩等。在“却”字引导的转折关系中，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的哀痛与愤激之情。在《明天》中，鲁迅先生从未把批判之矛投向单四嫂子，更多时候他只抨击那个黑暗的社会和冰冷的世界。
在《祝福》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样的“哀其不幸”的感情基调。例如，鲁迅通过对祥林嫂肖像的描写来揭示其所受苦难和迫害的逐步加深。当祥林嫂初次来到鲁镇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三十六七，脸色青黄，但脸颊却还是红的”。⑾这是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劳动妇女形象，虽然“脸色青黄”有点憔悴，但毕竟还充满生活的张力，有求生的欲望。但是，第二次：“两颊已消失尽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的那样的精神了”。⑿这时的祥林嫂已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坎坷和生活的沉重打击，生命已无“活着”之外的其它需要，仅维持“活”这一形式。从这次肖像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客观性的描写时怜悯之情已经深深蕴蓄于字里行间。第三次，“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⒀这是祥林嫂行将死亡的形象，和前两次相比，她不仅失去了求生的本能，而且毫无任何表情，是一个精神完全崩溃的木偶人，生命行将淡出她的躯体。鲁迅通过对祥林嫂一生三种不同生存状态的描写，控诉了冷漠、严酷的黑暗社会对一个普通生命的迫害、蹂躏，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吞噬和绞杀。鲁迅把他那颗怜悯之心放在了他的行文之中，用饱蘸着同情的笔调写下了他对封建劳动妇女，特别是对寡妇悲惨命运的关注。
这种“哀其不幸”的笔调在《明天》和《祝福》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这与他赋予其他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怒其不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先生总是以他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才华，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他的主人公进行无情的批判。他首先把这个主人公作为他批判的对象，然后才给予理性的同情。例如，鲁迅对愚弱国民性的代表人物阿Q的描写就是以鲁迅的思想来结构全文的，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及其本身在鲁迅看来首先是可笑的，然后才是可悲的，最后才是可以同情的。这正像鲁迅所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除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⒁鲁迅首先认为其是可讽刺的对像，然后才觉得不是奴才，又似奴才，不是老爷，又一脑袋老爷意识的阿Q是可悲的。因此，我们认为鲁迅对阿Q的同情始终是理性的，对阿Q的批判是绝对的。此外如遭科举制度戕害的孔乙已，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子君，“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和一切”⒂的魏连殳等，无论他们的命运多么的悲惨，鲁迅总是不忘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鲁迅首先批判他们自身的弱点，然后才同情他们。可是，在这两为什么其他形象鲁迅先生可以“毫无顾忌”地扛起批判的大旗，极尽理性的光彩，而于寡妇却如此的心软，让感情凌驾于理性之上呢？难道仅仅因为寡妇所受的苦难太重，鲁迅不忍心批判吗？
“寡母抚孤”淡化了“批判锋芒”
要弄清楚鲁迅创作时的心理根源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这是一种比较典型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就属于“寡母”抚养的孤子。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孟母的颂扬无疑给许多寡妇以心理的暗示——“抚孤”是最好的出路。这种现象除了受到“夫死从子”思想的约束外，如孔孟一样有所作为的孤子对寡母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补偿作用，因为儿子是自己生命生活的延续（莎士比亚语）。这样经过长期的延续，“抚孤生活”自然也就成了寡妇们首选的有指望的生活方式。
“寡母抚孤”的典型意义就在于：这种现象中的“寡母”一般都具备了完整东方女性的优秀品格即：善良、温柔、开明、勤俭、能吃苦、有忍耐精神。但是，她们又受到传统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谨遵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她们在教育儿子时往往把“孝”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她们明天的希望。鲁迅先生的母亲就鲁瑞属于“寡母抚孤”中的“寡母”。
虽然鲁迅先生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在理智上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但在感情上他始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鲁迅一样属于寡母抚养的孤子胡适就说过：“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⒃他们虽然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想，但在个人婚姻、人生道路等种种重大选择方面却都服从了母亲的安排。
然而，为什么像鲁迅、胡适那样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意识的思想家会在个人婚姻生活中屈从于封建礼教，接受母亲送给的“礼物”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寡母”抚养的“孤子”。“孤子”长大后，在心理上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母亲给予他们的教导和影响，在客观上就会对母亲产生一种超越任何其它感情的情感，这里不但有孝顺、孝道，还有服从家长、恩图相报等复杂的社会、人伦、人性因素。这种情感就使他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守寡母亲在精神上所作出的巨大的牺牲。他们必须尽孝，因为尽管从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母亲对他们婚姻的安排是不合情理的，但对母亲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母亲抚孤艰辛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己再不幸也没有母亲不幸的心理定位。所以，他们往往屈从于母亲的意愿以避免母亲因儿子的不孝而伤心。从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结合可以看出他不在乎社会的评价，但从他对朱安夫人的安置可以看出他对母亲的屈从和孝顺。
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潮，但在个人婚姻上却无法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要是因为这种宣判是“寡母”作出的，因为寡母毕竟也是家长。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程朱理学被奉为经典的宋代以后，家长在一家之中是有绝对权威的，所谓“父为子纲”、“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种理论经统治者的教化早已深入人心，鲁迅虽然接受新文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是难以割舍。因而对他有养之恩的寡母，鲁迅则看作是“家长”，他只得向听从封建家长那样听从寡母的安排。同时，自己婚姻上的不幸让他充分体验到封建文化虐杀“我”和“吃人”的本质，因此他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为武器批判封建道统。这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明天》和《祝福》创作中对寡妇的感情基调上。在这两江苏省铜山县太山中学22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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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④：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②③⑨⑩：鲁迅：《呐喊·明天》
⑤：鲁迅：《彷徨·伤逝》
⑥⑦⑧⑾⑿⒀：鲁迅：《彷徨·祝福》
⒁：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⒂：鲁迅：《彷徨·孤独者》
⒃：《启蒙价值与局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参考书目】
1．《文学评论与写作》南师大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2．《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3．《中国古代文化史》阴法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作者邮箱：zhaoyanfu@sina.com
【篇四】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鲁迅写作技巧理论概说
鲁迅写作技巧理论概说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针对某些革命文学家鄙薄写作技巧的倾向，提出文学作者应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他说，“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旨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几年之后，他在写给李桦的信里，更明确地指出：“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在致陈烟桥的信里又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在其他的书信和文章中，鲁迅多次表明这一观点，强调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希望文学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努力钻研写作技巧，掌握写作技巧。
鲁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古人早就提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今天，当我们为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执笔的时候，学习和运用鲁迅关于写作技法论的原则指示及具体方法，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有效地提高作品质量，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推动历史前进。
鉴于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能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鲁迅论人物塑造的方法
首先，鲁迅认为我们要塑造的人物，不是作家主观想像的产物，不能违背生活实际去凭空捏造。这是因为“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人物的塑造必须以社会现实为依据。五四时期，有一个作家曾提出所谓“忠实于主观”的创作主张，说是要用人工来创造思想的人物。他认为“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他根据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公式，在中篇小说《玉君》中创造了一个理想人物。然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鲁迅说：“不过是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鲁迅反对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认为这条创作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再如俄国作家果戈里，是有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死魂灵》是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鲁迅特地把它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在《死魂灵》第一部里，果戈里用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形象，如耽于幻想而又异常懒惰的马尼洛夫，慳吝得出奇的泼留希金，喜欢吹牛、放浪好斗的罗士特莱夫，都是俄罗斯生活中实有的典型，所以写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但到写第二部时，果戈里的思想起了变化，由揭露封建农奴制，转而要赞美它，于是想写地主们改恶向善，但是俄国的现实生活根本没有出现过这种人物，果戈里凭空设想的结果是“他所写的理想人物，毫无生气，倒仍是几个丑角出色”。所以鲁迅说：“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他临死前，将全稿烧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其次，鲁迅认为塑造人物必须以实在的人物作为模特儿。他说：“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并且言简意赅地指出：“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象的人也就更其多数”。《儒林外史》的写法就属于第一种，正如鲁迅指出的：“《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喻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大得八九”。譬如书中杜慎卿的原型为青然，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自已，马二先生的原型是作者的挚友冯执中，等等。鲁迅塑造人物则常用第二种方法，就是把若干生活原型的某一方面，经过艺术概括，“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典型。他说自己“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的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凑成整篇的东西。”著名的阿Q这一典型人物，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鲁迅曾说过：阿Q的模特儿之一，就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还有人曾提供一个情况，在鲁迅故乡有个名叫谢阿桂的乡邻，某些事迹就和阿Q相似。这个谢阿桂给人家打过短工，也做过掮客，为生活所逼还做为小偷。辛亥革命后，他曾对鲁迅叔辈亲属周子衡说过，“你们总比我有”“我们的时候到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至于专给别人舂米的，却是阿桂的哥哥谢阿有。阿桂和阿有两个都不曾闹过“恋爱的悲剧”。但在鲁迅故乡确实发生过一个破落纨袴子弟向女佣下跪的丑事。那个人叫周凤桐，他母亲早亡，父亲外出不归，小时住在外婆家，后住周氏门房里，三日两餐过日子。曾作为药铺店伙，不久辞退。整天游手好闲，一样力气活也干不来。有时也做做小买卖，却连本钱和竹篮都付了酒钱。关于他向女佣人下跪一节，同阿Q所为颇相近似，只是事后未曾像阿Q“赔罪”，更未交地保处置。然而，鲁迅把生活中听见或见过的这些人、事加以典型化“拼凑”，于是阿Q就创造出来了。对于“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这两种方法，鲁迅认为各有优缺点：第一种方法专取一个人为模特儿，“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爱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这就容易抹煞人物典型的社会意义；第二种方法的
优点是概括的范围广，“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结合”，但写起来“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义务。但尚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变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而如果专用一个人做模特儿，就可以没有这弊病 。鲁迅对两种人物塑造方法的意见是全面的、辩证的，并不厚此薄彼。因此，作者运用哪种办法描写人物，就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创作经验加以抉择。
第三，鲁迅十分强调描写人物应努力写出人物的灵魂。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显然，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只是个比喻，是强调要写出人物的本质特征，而不是要作者去追求外表的真实。所谓“画眼睛”，就是“写本质”，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最容易窥见人物心灵的秘密。那末，怎么“画眼睛”呢？鲁迅强调描写人物时必须排除各种生活的表面现象，应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揭示人物灵魂的秘密。他在评论俄国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时，一方面反对作家逆来顺受的忍从，另一方面又赞赏作家对灵魂开掘之深。鲁迅是这样说的：“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自己描写人物，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是一件难事。”鲁迅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要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鲁迅已用他的那些名著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只要我们善于捕捉人的思想感情鼓荡汹涌的瞬间，通过人的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一个面目表情来揭示人的内心隐秘，就可以写出人的灵魂。一个有经验的作者，只要注意一个人的脸，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灵魂；任何脸色丝毫不能欺骗他，虚伪和真挚对于他同样明显；头额的倾斜，眉毛的微皱，眼光的一闪，都能启示他了解人物内心的秘密。当前，许多作者已经把笔触伸展到人们的心灵里，探微索隐，从而挖掘出了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些隐秘，启发读者对生活进行思考。但是也还有不少作者描写人物只求形似，不注意传伸；报刊上发表的某些小说仍然是“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魂”。在一个短时期内，读者可能会被这些作者编造的冲突、离奇的情节所吸引，然而随着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那些不去探索人的灵魂、描写人的灵魂的作品，就会被唾弃。写人的灵魂，已经成为提高作品质量的当务之急! 有志的作者应该象鲁迅那样艰苦地摸索并刻画人物的灵魂。
最后，鲁迅在塑造人物上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塑造人物要敢于如实描写，运用平实的手法描写现实中的人。他批评《三国演义》的缺点：“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他，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样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蔼之多智而近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描写人物，是不能用这种言过其实的绝对化的方法的。鲁迅要求作者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加以描写，不要将英雄人物神化，将反面人物鬼化。因此，他高度评价《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不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是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就是这样用正反的事例谆谆教诲作者摆脱人物描写绝对化的影响。同时，鲁迅还指出，要真正去掉人物描写的绝对化的弊病，必须破除形而上学方法的束缚，克服观察生活的片面性。他曾尖锐地批评道：“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要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所以，人物描写上的绝对化，不单纯是个技巧问题，要解决它，还必须从思想方法上着手，只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会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观察描写对象，才能有效地克服描写人物绝对化的倾向。
鲁迅论环境描写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必须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而文艺在描写人物形象的同时，就必须描写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也就是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时所说的“典型环境”。在描写环境方面，鲁迅是一位“高等的画家”；而对环境描写的方法，鲁迅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研讨、学习。
环境描写必须为表现主题思想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就是鲁迅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这里说的“不去描写风月”，并不是在作品中一律不写风月之类这些自然景物，而是不用重彩浓墨进行工笔描写。这样就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人物描写，把人物性格鲜明地刻画出来。我们读鲁迅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小说中的确没有大段的风景描写；这是与外国小说完全不同的。例如《狂人日记》和《药》的开头都写到“月”，前一篇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并不详写月光是怎么样的。后一篇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也没有进行细致的描写，然而故事发生时的气氛却表达出来了。这种不尚渲染，以质朴的文字，抓住景物的特征，寥寥数笔就勾勒得形象生动的写法，就是鲁迅提倡的“白描”。他在《作文秘诀》中写道：“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而“‘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种“白描”手法同我国绘画中的写意画相似。采用“白描”方法写景物，没有浓烈的色彩，也少用形容词、修饰语，但同样能把景物写得历历在目，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若运用“白描”的方法描写社会氛围，同样也可以用少许文字表现深刻的内容。如鲁迅在《药》中对西关外坟地的描写：“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这里用死人的坟头居然多到与活人的城池为邻的形象，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封建末代王朝的政治腐朽、经济破产和民生凋敝的社会氛围。尤其是鲁迅把坟丛比做“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简直是神来之笔!一语道出了旧中国人吃人的社会本质。
对于环境描写，鲁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表现地方色彩。他认为各地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这对作者开拓环境描写的思路颇有助益。一篇作品里的地方色彩浓厚，往往吸引读者注意，因为有地方色彩的环境描写，“可以增加画面的美感和力度。作者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的读者，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对于环境描写要有地方色彩的重要性，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的作品就是有力的证明。譬如他的小说《风波》所描写的“临河的土场上”农民吃晚饭的场景，就是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下面哼着飞舞。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和矮凳”，“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玩赌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这里的“乌桕树”，“芭蕉扇”、“花脚蚊子”和“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都是江浙一带的特有之物，是这幅风俗画的地方色彩的标志。鲁迅描写这些景物，就色彩鲜明地把一个极富于地方色彩的社会环境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感到真实、亲切。另外，描写地方色彩，还可以描写民族的传统、习俗，将民族的习俗化为形象生动的场面，使读者从中领略这些习俗的思想和社会意义。例如鲁迅在《祝福》中描写了中国民族传统习俗的“年终的大典”，在《社戏》中描写了江南农村演出社戏的情景，这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描写，是使鲁迅成为世界文学大师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不是说只要写地方色彩，就能进入世界文坛，因为还有个怎样写和写得怎样的问题。鲁迅以他的作品启示我们，必须将这些地方色彩写得广大读者(包括外国读者)都能心领神会，正如高尔基所说：“须将地方性的世态风俗变成世界性的，就是要表现得使读者的我能够好好地窥见人类底一般的世态风俗，这是非常重要的。”《给(青年作者》)因此，正确认识鲁迅关于文章要“有地方色彩”的教导，将引领我们有意识地在写作中表现地方色彩，这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论想象和虚构的能力
写作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当然也需要想象能力；可是，创作文学作品则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并且善于虚构。鲁迅的想象、虚构能力是很强的。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至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这里所说的“加以改造”，“生发开去”就是想象和虚构。自然，想象和虚构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现实，想象和虚构只能是虚无缥缈、荒诞无稽的。但是，倘若不会想象和虚构，则也就不能进行文学写作；拘泥于事实只能写新闻报道而已。文学写作之所以不要写得“过实”，这是因为文学作品要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理想，就必须经过艺术的典型化，而典型化就是作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对于想象和虚构，鲁迅强调指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
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我们要培养自己想象和虚构能力，就是要在创造中能够缀合，抒写，推断。一个作者不必担心自己的想象和虚构会使读者认为是假的，而感到幻灭。这是因为读者大多都知道作品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者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不会由于鲁迅写《孔乙已》时用第一人称的叙写方法，就说那个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是鲁迅。同时，也不会说祥林嫂是没有的，作者是用来骗人的。相反，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事件虽然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但是人们却信以为真，觉得即使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还是要阅读，要欣赏。如果我们必定要用事实来写，不得有丝毫的想象、虚构，那末将会适得其反。鲁迅曾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意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半天。”因为“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本，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鲁迅还以人们看变戏来说明不必担心文艺的虚构会引起幻灭的感觉。他说他小时候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后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就向观众要钱。观众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血是装在刀柄里的的苏木汁，等到观众给了钱，孩子会跳起来的。但是观众仍然出神地看，明明意识到这是变戏法，然而却全心沉浸在戏法中。鲁迅说，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因此，根据“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所提出的想象和虚构就显得完全必要了。鲁迅是经常进行想象和虚构的，如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阿Q虽还没有写出来，但已经在鲁迅的想象世界中活动着。他想象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项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戴的是毡帽。”在这样的想象和虚构的过程中，作者和人物朝夕相处，呼吸与共，连声音笑貌、言语动作，脾气性格都琢磨得十分透彻。再如鲁迅写《幸福的家庭》这篇小说，就一个人模拟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使得住在他家旁边的邻居对人说：“昨天晚上，大先生屋里好象有客人；半夜过了，还在高声谈笑呢!”这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家在描写吝啬汉的时候，虽然是不吝啬东西的人，也必须要把自己想象作吝啬汉；描写贪欲的时候，虽然不贪欲，也必须要感到自己是个贪婪的守财奴；虽然意志薄弱，也必须带着确信来描写意志坚强的人。”只有这样，作者描写出来的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不然，离开了艺术想象，作者笔下的人物只能成为一具没有生气的僵尸。
鲁迅在论述想象和虚构时，还强调指出，要正确地运用夸张。首先，夸张必须以现实作为基础，“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成笑话了。”这种没有一点事实因由的虚假的夸张，在我们过去的写作中是存在的，大跃进民歌中的部分作品就有这种“夸张”的毛病。其次，鲁迅认为夸张要准确，不能过头，尤其是写人物更要注意。他说：“刻人物要刻的象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须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那么怎样夸张呢？鲁迅在论到给人物取浑名时说：“夸张了这个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抓特点，这是使夸张做到准确的关键。譬如鲁迅在《故乡》中写“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夸张得很准确：“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里的“细脚”是人物特征，而“圆规”的比喻极其形象，这个描写所运用的夸张手法，何等高明!鲁迅的论述确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理，它对初学作者是很宝贵的。
鲁迅论讽刺与幽默的手法
讽刺与幽默在文学艺术表现技法中是很重要的两种。鲁迅和青年作者讨论文艺创作时，就常常谈到。他多次称赞中外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家，如吴敬梓、果戈里、马克·吐温等等。他自己也在写作时经常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
什么叫讽刺呢？鲁迅曾经以《什么是“讽刺”？》为题回答文学社的询问。他指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为了使我们领悟，鲁迅曾经举出几件事例说明，其一：穿着西装洋服的青年撅着屁股拜菩萨，道学先生皱着眉心发怒；其二：一个青年冒充军官，向各处招摇撞骗，后来被破坏了，这青年就写悔过书，说他不过是借此谋生，并无他意；其三，是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这些学生怎样偷窃，家长知道后把自己的孩子禁闭在家里，可是那个窃贼还找上门来逞凶。这些事情往往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
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象这样的材料，鲁迅认为假如到了斯威夫德或果戈里的手里，准可以写出出色的讽刺作品。他说，“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那末怎样进行讽刺写作呢？鲁迅根据他自己和中外文学名家的经验作了具体的阐明，主要有三点：第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事。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段话使我们知道讽刺与捏造、诬蔑有根本不同，也与新闻记者所写的奇闻异事甚至私人隐秘有严格区别。讽刺的材料必须真实，应该是人们有目共睹，都会觉得确有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认这是真实，失了自己的尊严。有一个夸张的手法和笑的因素。“张大其词”就会失真；过于诙谐，则失之油滑。因而作者写作态度要严肃，对生活要诚实，以精炼的语言写出否定的对象的本质，这样才能克服“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甚其辞”的毛病，做到“如铸鼎象物，魑魅魉魉，毕现尺幅。”第二，要明确认识讽刺必须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些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爱，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鲁迅认为“含泪的微笑 ”的讽刺，与冷嘲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讽刺应是与人为善的，它产生于社会上存在缺点的土壤；而冷嘲则是恶意的，冷冰冰的。两者虽然只隔一张纸，但却截然相反，鲁迅因而称之“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所以，讽刺的内容是指摘时弊，而指摘时弊则须“秉持公心”，要象鲁迅所称誉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他本人那样以“公心讽世”，用讽刺的烈火烧毁现实社会中的假、恶、丑。第三，讽刺要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作者描写他否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社会蛆虫时，心中是混凝着憎恨和苦笑的，既觉得这类人物可鄙、可憎，也感到他们可哀、可怜。于是怀着爱憎、喜怒的心情，以客观、严肃而认真的创作态度，运用准确、精炼、朴素的语言，或者稍有夸张地对待所选的题材，进行真实的描写，从而使得“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产生“笑”的效果。这种寓讽刺于“秉笔直书”的方法是鲁迅经常爱用的。他写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已》，并无对人物的议论，只是翔实的叙写，但却讽刺得入木三分，使“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对于幽默，鲁迅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幽默与讽刺有何不同呢？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里说：“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学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这里就指出了幽默的特征是“借着笑的幌子”传达着某一种思想感情，其语言有趣或可笑，而意味却深长。“幽默”一词是 “humour”的音译，鲁迅曾说它“连意译也办不到”；然而当有人说“幽默是城市的”，他就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小市民还要多。”但是幽默不同于“只是笑笑而已”的滑稽，鲁迅就说过，滑稽和幽默中间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就是要与滑稽区别开来。至于油滑，轻薄，猥亵，则更不是幽默了。我们要从鲁迅的论述中领会“幽默”的真正含义，在写作时正确地运用幽默，使文章活泼、有趣一些。至于写小品文，则更少不了幽默。鲁迅在《花边文学》开头说：“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这说明生活中少不了幽默，文学中有幽默，写作中要运用幽默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有志于学习写作的人，应该努力掌握它!
必须说明，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只是笔者对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初步探讨，它远未包括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鲁迅关于写作技法的论述，目的在于继承和借鉴，而不是要写作者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象鲁迅那样，“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因此，遵循写作规律，创造新的技法，是高文章质量，乃是我们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篇五】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2016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鲁迅杂文写作特色
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外，还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鲁迅的杂文是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因此我们在阅读鲁迅的杂文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鲁迅杂文写作特色：
一、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鲁迅的文章大多强调战斗性，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尤其是他的杂文，笔锋犀利，对反动势力以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打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二、鲁迅杂文的形象性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塑造典型形象的巨匠。他十分重视杂文用形象反映现实，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等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
三、鲁迅杂文的讽刺性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包括使用夸张、反语、比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与幽默相连等方法来加强文章整体的力量。
四、鲁迅杂文的简洁性
鲁迅的杂文可以概括出两个要点：简练、犀利。鲁迅的杂文短小精练，语言精练，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鲁迅杂文写作特色就为考生整理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希望考生可以认真了解。
【篇六】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鲁迅写作特点
鲁迅写作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
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
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
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
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
【篇七】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江浙文化对鲁迅写作的影响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汉师0812
李熠
0820301221
地域文化对鲁迅写作的影响
摘 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一写小说，就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领域；他一写
杂文，就形成了“鲁迅风”；他是“乡土小说”的开拍宗师；是精神的独侠；他的文章引领了一代文人。本文主要从江南文化、地域（地域）文化和来阐明地域文化对鲁迅写作的影响。
关键字：鲁迅、绍兴、江南文化、现代文学学习
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提出，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地域性的内涵除了地形气候等因素外，还有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俗民情、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重要因素，换言之，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给予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更确切地说，地域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是通过地域文化来起作用。从地域性这一角度来考察鲁迅，可以发现地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是说它影响了鲁迅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乃至他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鲁迅出自江浙文学版块。江浙自五四以来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而且都是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或领袖，如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如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帅、社会剖析小说的领袖与开拓者；如徐志摩，是新月派的领袖、新格律诗的倡导者；如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主将、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如朱自清，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将、现代美文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如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主将；如艾青，是与郭沫若并立的自由诗的高峰，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星光灿烂，那么最璀灿的星星无疑是鲁迅。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山祖师，他的小说的乡土色彩是地域文化影响之所然已为评论家所公认。 （一）
现代江浙文学与传统的江南文化具有血脉关系。江南文化的形成始于东晋。东晋以建康为都，中国的文化重心得以南移。当时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令大批士大夫隐遁山林，作家所着眼的是对生命方式、精神性格、生活情调的表现，他们所追求的是人格风度的飘逸，精神生活的洒脱，文字的高雅华美和形象的清丽出尘。从魏晋至明清，江南文学被日益鲜明地定格在“婉约”的位置上。现代江浙文学虽然叱咤风云，但骨子里却仍存留着江南士风的余韵。
所以鲁迅的文章大多从一点一面来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把对现实的描绘转化成一种深邃的人生思考。而不像茅盾那样，以描写宏大的社会背景来反映事件。从表现手法上来说，鲁迅也是江南文人的典型。鲁迅的文章正如江南的园林一样，是“方寸”的精致，这与鲁迅故里有很大关系，鲁迅所生活的百草园、三味书屋等是典型的江南园林，而江南园林往往很小。小到我们百来人浩浩荡荡的杀进去，前头的人刚出来，后头的人连门槛都没有跨进去。而就是这样的小地方所孕育出来的小文章，往往字字珠玑、意义深刻。《记念刘和珍君》中每句都让人拍手称快，这中我最欣赏的便是“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拿来主义》的开篇可谓精彩绝伦：“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鲁迅又是尖锐的。这源于绍兴特有的“师爷”文化。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的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二）
江浙一带是由“东吴形胜，三吴都会”的杭州、“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书圣王羲之的会稽等等一系列自古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城市组成，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内敛的、婉约的文人气息。鲁迅的文章秉承了其内敛的的风格，但他又是强悍的、批判的、讽刺的，这又与江南文人的颓废、婉约有所不同。这是“五四”时期的绍兴对他的影响。
在鲁迅的笔下，对风情民俗的描写无论是在鲁镇还是在未庄，无论是在咸亨酒店的曲尺柜台前还是在故乡具有深蓝天空金黄圆月的海边，闰土项上那银项圈，站着喝酒的短衣帮，阿Q 的瓜皮帽和褡裢，孔乙己下酒的茴香豆，孩子们水上观社戏，过年时摆上福礼祭祀，祥林嫂被抢婚，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等画面都带有鲜明的江浙地域文化（由吴越文化演变而来）的色彩。
在方言上，鲁迅也深受其家乡绍兴的影响。他简洁生动地用家乡语言表现了人物形象。作品中的人物对方言的使用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和生动性。如在人物对话中，杨二嫂的“忘了? 这真是贵人眼高……” ，爱姑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象个气杀钟馗。”在鲁迅的叙述语言中，对方言的使用，则更娴熟地展示着家乡的人情风貌。如“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 (《故乡》)“七斤嫂……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面前道……”(《风波》) 等等，这些方言土语的使用，精练地刻划着人物的性格，准确地表达着作者的艺术思维，丰富着作品的地域色彩。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这个病态社会的直接样板便是鲁迅生活的绍兴。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小镇中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对待绍兴，就像是亲人脸上脏了几块，这儿要擦，哪儿也要擦。
当然鲁迅对江浙地域文化也似有反作用的，如果没有《故乡》，那么乌篷船和社戏也不会今天一样成为旅游项目之一；如有没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充满童趣的文章，那么绍兴一日游便会变的单调许多。
所以说，从江浙地域的角度来对鲁迅的创作作整体考察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突显了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长期以来，文学史家考察现代文学时所取的角度 多是“时代观”，即将30年现代文学分为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三段，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这三个时期文学各自的灵魂。这种考察方法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政治性，却忽视了它的地域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是民族的而非泊来的，在民族文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地域文化的血液，离开了地域文化的滋养，现代文学将因贫血而赢弱。这便是对鲁迅创作作地域观所得出的结论。
参考资料：
蒋梦麟：《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潮》P、111-11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 何颖利(郑州大学)：《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文学创作》
蒋 益：《理论与创作》(长沙)2001年06期第66～69页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篇八】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时评类作文分点练习
X时评类作文练习
一、关于时评类作文
写作材料提供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时事新闻热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有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也有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它可以评、可以争，也可以谏、可以讽、可以嬉笑怒骂。
时评类作文一是就事论事，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评定是非得失，不要求作过多的材料外的拓展和延伸，主要就材料本身进行评议，发表自己的看法，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二是就事论理，就是对所评之事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充分说理，阐明一个个道理，而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以达到“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写作目的。就事论理，还要求“开口要小”，抓住一个问题，讲清一个道理，一事一议，以小见大，必须从“小”中评析出大道理来，所谓“着眼大处，落笔小处”。
“时评”也属于议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就和一般的议论文的写作思路基本一致。它的基本思路是：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样做） 写作模式一：引——点——议——联——结。
1、引：开篇引用材料的内容——紧扣材料，简明扼要。
引——就是引述材料作话题，揭示论点或提出问题。
要认真读懂材料，深刻领悟材料。
要从提出论点的需要出发，抓住材料要旨，三言两语，击中要害，干脆利落，恰当而迅速地引出中心论点。
材料不同，引述方式各异：文字多的叙述性材料应概述，精辟的名言警句要复述，寓意深刻内蕴丰富的文字要阐述，漫画型材料要对画面作简洁介绍和扼要阐述。
2、点：对报道内容进行一些解析作为过渡。
“点”就是从引述的材料中提炼出“感想”，即中心论点。具体来说，在引述材料后，紧接着用一个句子点明中心论点。要是非明确，褒贬分明。（可适当解释事件的关键词）
3、议：从多个角度分析从材料，或阐释其意义，或剖析其谬误。
1
“议”就是从多个角度分析材料：从某一个角度研究事件本身，剖析事件，挖掘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探索其性质和意义。比如事件发生的背景，现象后面的本质，形成的原因，现阶段的影响，今后发展的结果，自己内心的感受等。
正面的有正能量的材料：可以阐释意义，分析指出其价值、影响、作用等；
负面的材料：可以指出其危害，揭示根源，挖掘本质，剖析谬误。
4、联系社会现实的类似现象，挖掘现象背后的根源。（联）
“联”就是“引申”“类比”，由此及彼，由小及大，由此事及此类，由词类到相反类。一定要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显示出作为一个高中生对社会对生活的关注度。
原材料再丰富，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点，一个小小的点，是“沧海一粟”，如果再联系社会现实，这就像摄影机镜头画面定格后又逐渐地放大、放远、展开更广阔的背景一样，使得文章的内涵更丰富、更广阔。能使读者由衷感到从材料内提炼出的观点确实有意义，令人信服。是从“小”到“大”的深化。
5、最后从多个层面提出若干个解决问题的“合理化建议”。（结）
“结”就是收束全文。可以借用名言，再作概括；或诗意点化，升华论点；或寻找对策，倡议劝勉；或总结全文，呼吁号召一句话，就是使结尾回扣材料，照应开头，深化中心，使文章浑然一体。鲁迅写作过程中受到的阻碍
在文章的行文组织上，要做到思路清晰，尽量将论据、论点等分项列出，让人一看就能理清头绪。
二、“引”“ 点”练习
1、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物理和材料学家）在主持欢迎亲民党宋楚瑜先生到校发表演讲的仪式上尴尬了一把，清华大学赠送给宋楚瑜的书法作品是用篆体所书写的黄遵宪送梁启超诗《赠任父同年》，顾校长读到诗中第二句“侉离分裂力谁任”的“侉”字时卡了壳。这事引起许多人指责，有人认为“清华大学缺乏人文精神”，甚至有人提出顾校长应引咎辞职。
2、首场大学生保姆拍卖会在京举行
来自四川和黑龙江等多所高校的10名大学生在北京的中国首场“大学生保姆拍卖会”上亮相。经过两个小时的竞拍，6名大学生获得了保姆工作,年薪最高为4.15万元。
3、近日，一则印有公安标识的50万悬赏通告出现在武汉、成都、长沙等地，悬赏寻找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青年林飞阳，称该生有涉恐怖主义嫌疑。张贴公告的，正是林飞阳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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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林与2015年赴俄留学，4个月后回到武汉，从此失联。林母称，儿子性格内向，出国后抱怨花钱太多，俄语难学，过得不好想回去。但林父非得让他闯一下，之后儿子便不知去向。
5、近日，教育部就新修订 的《中小学生守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守则教旧版更简洁明了，其中“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被换成了“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自救”。习大大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保护未成年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付诸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形成社会合力，这才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时评精选
小学生叫板权威教材，“较真精神”待呵护
日前，北京二中亦庄学校五年级小学生张秋实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指出语文教科书上一幅关于宋朝知县的配图有误，知县着装应为青绿色而非紫色，图中官帽上下垂的帽翅也与历史不符。对此，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相关人员表示，目前暂未收到该信件，不过会就张同学反映的情况展开研判和探讨，如确实不妥将改进。文物专家在看图后称张同学所言有道理。（《北京晨报》12月28日）
在普通百姓眼中，孩子们的教科书有如古代的圣贤书，出现错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是很多专家学者千挑万选出来的。不可否认，近年来教科书中的各类错误频出，引发强烈反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宋代知县穿紫袍，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无疑给孩子们传播了错误的信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教课书上，多处课文配图出现史实性错误，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原因何在？
由各领域专家和教授集体编写，经过多次修订，本该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教材，却出现以上种种失误。除了人教版，其他一些版本教材中的错误也纷纷被曝光，如张作霖照片并非张本人，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指穿反，战国时期的孙膑坐上轮椅，荀子坐凳子读纸质书，韩愈的生卒年被搞错、只活了15年教材出错也迅速引发热议，不少人批评此类低级错误不应出现在教材中。教材之误，也不禁让人担忧其能否胜任传知启智、教化育人的重担。这样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无法与教材出版现实脱离。
教材是孩子们认知世界的指南针，不能允许出错。教材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不仅误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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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更混淆视听，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长期以来，针对教材出错的现象，仍然停留在“挑刺”的阶段。这本身是一个颇为严肃的话题，却被出版商、媒体和部分公众当成了“娱乐节目”。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被很多人挑错，有的出版社依然“沉默是金”，有的则表示，只是小错无伤大雅。错了就改、改了再犯，教材编写者和出版商似乎乐此不疲。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正处于学习和成长关键期的孩子，却受到了很大伤害。根据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包括教材在内的图书必须经过“三校一读”才能付印,经过了如此严格的流程,教科书还是留下了这么多“遗憾”,这是为何？
其实出现“宋代知县穿紫袍”不是偶然事件，有其发生的根源。随着文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往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全国中小学教材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教材的多元化趋势,让各地同类教材之间出现了竞争，教材出版呈现的“重利轻质”现象，符合当前教材出版的现实。曾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回顾编辑经历时曾说:“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前辈们在艰苦卓绝之下能做到的,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同时教材出版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使得出版商敢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错，应制定法律让出版商和编写者付出沉重代价，而不能听之任之，因为教材是特殊的商品。
笔至文末，希望教材上不能再出现“宋代知县穿紫袍”的历史错误，更希望国家教育部门和出版管理部门能推动出台一部规范教材出版的法律，而不是“百花齐放，乱作一团”，误人子弟。
考场例文
撤退中的变革
“鲁迅文章大撤退”这一曾经仿佛不可能的变化，现如今却真真正正地上演了。
每逢变革，必有人跳脚，有人大骂。这一次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为此忧虑者层出不穷。而对于专家“太过深刻”的解释，更是遗憾之声充耳不绝。
然而，再多的反对也遮不住这一变革带来的希望。鲁迅，那个神坛上的伟人，已经走下来了。虽然他的作品从来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那犀利的笔风和深邃的思考毕竟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曾经的中国，因鲁迅的文章而有了一扫阴霾的勇气。可是现在的社会已不是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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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孩子们，如果从小便“横眉冷对”，他又怎么去面向光明。鲁迅的文章批判的手法太过锋利，让懵懂的孩子们执此利刃，只会伤人伤己。
科技上的进步依赖改变，《物种起源》可以从生物“圣经”被打到“不完全正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在改变世界之后，被新的理论所取代。真理永远在下一篇论文中。
科技如此，社会亦如此。从马克思理论到毛泽东思想，再后来治国方针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条理论是错的，改变是为了选择适合时代的暂时真理。 思想的变革虽不是科技和社会所能简单相比的，但就发展与改变的必要性来说，又是遵循这一普适规律的。鲁迅的思想，作过中华民族的北极星。但已经迈进黎明的我们，对于那“过于深刻”的文字，应该去批判的继承。很明显，孩子们还没有那个能力。
曾经普及鲁迅的原因，是中国太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了。而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批评和谣言，甚至远超现如今的缺点。这时再培养出一批愤青，显然是弊大于利的。
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改变。“鲁迅大撤退”是一种表象，而这种表象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从初等教育开始，指引下一代中国人思想发展转变的改革。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千年前的圣人对于礼乐的崇拜已被淘汰，但他的一些思想，例如对于变革的追求，却依然伟大。鲁迅，也应该走上这么一条路。
未来的孩子们，大概只能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来认识伟人鲁迅了。而他的思想，则应是被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反复咀嚼，以取其精华。
让鲁迅撤退吧，让思想改变吧，让社会进步吧。否则孩子们太累，社会也太累，就连鲁迅也该累了。
例文二 教育的酸碱度
当四五岁的幼童在父母的监督下抱着一本厚厚的唐诗三百首记诵，当小学的孩子在本应闲适快乐的时光中对着奥数蹙眉无助，当初中生对着无法理解的鲁迅文章挠头，我们是否可以轻轻叹息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对你们好”，然后发现一切被灌输的知识都被遗忘了？（引）
教育的超前性与强迫性的弊端在如今愈发显现。不免想说：教育也有自己最适合的酸碱度。（提）
教育的超前性阻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当鲁迅的文章渐渐退出初中语文舞台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教育者们所做出的尝试与努力。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字深奥难懂，对于成年人来说尚且难以理解透彻，更何况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呢？用一个无法理解的视角去对待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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