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字数作文】
篇一:《小小说典型记叙文》
全是头版
下午，陈总从市里参加“报刊整治工作会议”回来之后，一如霜打的茄子，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因为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县（市、旗）和城市报刊将基本停办，只保留解放前由我党创办的报纸和民族自治县（市、旗）的报纸及民族文字报”。
而这份由他主办也是由他创办的《方石舟日报》还不到十周岁呢。当初他刚踏入不惑之年，满腔热血立志办一份青史留名的小城大报。刚创办时，报社才３个人，他既是社长、也是总编，是记者又是编辑。尽管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又采又编，又审又签，可成天乐得屁颠屁颠的。陈总是科班出身，脑子灵活，人缘也好。有这三条开路，《方石舟日报》自然办得红红火火——由旬报到周刊，由周刊到周三，由周三到日报可谓与时俱进；如今已是１５员大将的报社，非但没要县财政一分钱发工资，而且每年还向县委、政府上交十多万元；当年挤在宣传部的一个角落里办报，如今可是一座五层楼的方石舟日报大厦，还配备了两辆档次不低的轿车，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创业力度。
当然，也有人说他这些年把这张报纸办得太不像报纸了，而是“领导的政绩广告”、“暴发户的婊子牌坊”、“奸商的高价托儿”、“老百姓的应急手纸”""
还有人说他这些年之所以能赚到钱，凭的就是依靠县委、政府等几套班子的行政手段——摊派发行。可不，一个不到３０万人的小县，年发行量达２０多万份，虽没能达到人手一份，但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方石舟日报》。
在方石舟这个地方，你或许可以不完成中央、省、市报的征订任务，但是你不可以不完成《方石舟日报》的硬性指标，前后两届班子都把它作为一条原则。
２１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２１４个村委会书记、主任，１８６８个村民小组长及县直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排着长队争着上头版头条。尽管那头版头条不是白给你上的，但是能在全县人民面前显像露脸，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机会难得啊！因为有些刚上任不久还没轮到上头版头条，就出事了，留下一肚子的遗憾。
“陈总，县级报纸真的要停办吗？”办公室欧主任冷不丁地问陈总。陈总从宏伟业绩的回想中惊醒，瞪了一眼欧主任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吃了没事干，自己吓唬自己？”
欧主任又怯怯地问：“陈总，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办？”陈总头也不抬：“你自己不会看文件吗！” 欧说：“你不是还没有传达吗？”可心里却不服地反讥道“看你还能当几天老总，还这么凶巴巴的！”
陈总打开公文包把会议材料抖落在桌上，“你看吧，这上面说是这个月底。”接着又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你通知报社所有人员，晚上七点半在五楼会议室开会。”
大家准时到会，鸦雀无声地听完了陈总的传达，人们各怀心事。这时，王副总编手拿一摞稿子，似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好，我们的《方石舟日报》就要‘寿终正寝’了""可是前天陈总去市里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个乡镇局领导亲自把这些稿子送来而且都要求上头版头条，实在不行最起码也得上头版。如今既然咱们这张报要停办了，也就不存在什么头版二版，头条二条了。我们也省得为按排版面而绞尽脑汁还得罪人。”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可是，咱们上个月就收了人家各５０００元的版面费，这下子还不得退还人家十几万元""”
“根本不需要把钱退还他们！”办公室欧主任打断王副总编的话接着说：“我倒有一个主意，统统给他们上最后一个头版。”王副总编不屑地瞅了欧主任一眼说：“说得轻巧，二十几个单位，一期头版能摆得下吗？四版合起来才安排二十几篇呢！总不能在这最后一期头版上只登二十几个标题吧？” 欧主任胸有成竹地一笑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说话间拿起一张《方石舟日报》比划着“把八个版面连在一起，正面正好四版，（但别写一、二、三、四版），每版安排６个单位，正好二十四个头版。然后取一个总的大标题——“前进中的方石舟”。反面四个版也做一个版，就索性给它写上“庆祝方石舟日报诞辰十周年”。然后将２１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十年来的成果组成画面错落有致镶嵌其中，或者干脆留下空白。这样，展开一看就全是头版没有二版。”一气说完之后，得意地环视一下各位"" 起初，大伙都默不作声，突然间几乎是异口同声说：“高！实在是高！”
无题
一大早，秀水乡政府办公室就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上午县委组织部要来人，请组织委员将年初下发的中心组学习笔记及有关材料准备好，迎接检查。
组织委员赵大慌了神：年初组织部开过会，要求各乡镇办班子成员一周搞一次政治学习，并要做详细记录。为了将这项制度坚持下去，还统一印发了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每个单位十本。当时赵大心想，不就那么回事，形式主义罢了。领回后将本子往办公室一撂，跟书记、乡长一汇报，也就完事了。
没想到上面还动真格的了。要检查，工作汇报没问题，赵大的嘴上功夫，可是全乡有名的。只是笔记咋办？赶制？六个多月的东西，怎么来得及？干脆说丢了？那更不行。赵委员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脑门上沁出了一层亮晶晶的液体。
“赵委，电话！”声音脆脆的，是办公室守总机的胖妞。
跑到办公室，拿起话筒，赵大脸色变了：组织部的领导已到了毗邻的横山乡，一个小时后就过来！ “嘭！嘭！嘭！""”赵大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习惯性地咳嗽了两声，极力想掩饰心里的慌乱。
“赵委，怎么了？”正在伏案疾书的秘书小王抬起头。
赵大转过头，叹口气，张嘴想说什么，却被一片熟悉的红色吸引住了——小王的办公桌上，摆着个长方形的笔记本。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着。
“中心组学习笔记”——绛红色的封皮上，几个金字熠熠发光。
小王站起来，颇有些尴尬地挠着头：“柜子里的本子"空搁着怪可惜的，我"就拿出来做了自考笔记""”
赵大没吭声。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市场经济概论，现代企业制度""分门别类，排列工整。倏忽间，一个大胆而独特的念头涌上脑际，他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上午１１∶００整，组织部的领导如期而至。他们对秀水乡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党政班子政治学习笔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拿钱部长的话来说，就是：“赵大同志，你们的基础工作，很扎实嘛！中心组的学习笔记，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有一定深度，可作为典型在全市推广。”
半年后，赵大被任命为秀水乡党委书记。小王亦因记笔记有功，被提拔为组织委员，从此坐上了赵委员的那把交椅。
渴望母爱
我一岁多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母亲的印象。我想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就问奶奶，奶奶说：“你母亲长得很漂亮，跟阿香的妈一个样。”从此，我常常对阿香的妈出神，望着她，就像望着我的妈妈。
我叫阿香的妈做二婶，其实她不是我的亲二婶，只是同村人，大家都习惯叫得亲热一些。二婶对阿香很好，帮阿香编辫子，扎蝴蝶结，漂亮极了。我说：“二婶，你也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好吗？”二婶说：“我现在没有空，过两天吧。”我以为二婶过两天真的会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就准备好扎蝴蝶结用的花布条，可是两个月过去后，我的头上依然只有一头乱发。这使我更加羡慕阿香。
我差不多天天到阿香家去玩。她家院子里有一棵红枣树，红枣还没有熟，阿香就邀我偷红枣吃。我说：“我不敢，我怕你妈打。”阿香说：“我妈不在家。”我说：“你妈不在家我也怕。”阿香嫌我胆子小，就自己偷红枣。红枣树上有很多刺，阿香上不去，就用棍子打，正打得起劲，二婶就回来了。二婶气得破口大骂，揪住阿香，举起巴掌就打。我想，这回阿香苦了，谁知，二婶的手掌举得高高的，落下来却轻轻的，印在阿香的脸上简直就是抚摸。阿香丢下竹棍，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婶也像打阿香一样，轻轻地打我。她的手掌那么软，那么温柔。 第二天，我也像阿香那样，用棍子打她家的红枣树。打得三四下，二婶就从屋里出来了，她大骂：“小畜生，你竟敢偷我的红枣！”我扔掉棍子，站着不动，等二婶来捉我。二婶抓住我，又高高地举起巴掌。我闭上眼睛，等待她的巴掌轻轻地印在我的脸上。可是，我听到“拍”一声脆响，左边脸又辣又痛，嘴里又咸又甜，吐一口到地上，竟是红红的鲜血。
二婶的一巴掌，使我一下子长大了，从此，我再也不做渴望母爱的白日梦
无名母亲
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要打针，吊四瓶点滴。打针的人真不少，注射室里几乎座无虚席。医生插好针头，就叫我和母亲到走廊去。走廊里贴墙放着两排椅子，我把药瓶挂在高处，让母亲坐在椅子上。 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农村妇女，年近四十，也可能只有二十多岁，因为她的脸黑黑的，皮肤也粗糙，很难估计年龄。女人不但脸黑，长得也不好看，尤其是嘴巴，牙齿太突，嘴唇太短，即使闭着嘴，也总有两颗牙齿露在外面。她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白白胖胖的。这么黑的母亲，竟能生下这么白的孩子，真是奇迹。孩子最多只有一岁，还没学会说话，但会哭会笑。这对母子的上面也挂着药瓶，药瓶连着管子，管子连着针头，针头插在小男孩的额角上。可能是小孩手上的血管不显眼，医生常在小孩的额头上打针。
我和母亲坐下一会儿，小男孩就哇哇直哭，还使劲挣扎。女人一边用手护着小孩头上的针管，一边把嘴凑近孩子的脸，叽叽咕咕地逗孩子玩。我正担心她吓着孩子，那孩子却咯咯地笑了，还抬起小胖脚，兴奋地拍打椅子。也许在这个小孩子的眼里，母亲的叽叽咕咕，就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母亲唇短牙露的嘴脸，就是人间最美的容貌。
小男孩一兴奋，就往母亲的怀里拱。女人撩起衣服，大大方方地给儿子喂奶。她喂着孩子喊：“医生，药水完了。”一个护士过来，给小孩换一瓶药水，忽然惊叫说：“不准在这里小便！”原来小家伙一边吃奶一边撒尿呢。女人毫不迟疑地一伸手，用手掌接住儿子的尿。护士把远处的痰盂踢过来，女人接满一手，倒到痰盂里。
快下班时，母亲才滴完一瓶。我要回家给放学的女儿开门，就把母亲托付给护士，又叮嘱母亲：“有事你就喊医生，我尽量快点来。”
等我重新回到医院时，对面那个乡下妇女和她的孩子已经走了。我问母亲刚才有什么事吗。母亲说：“没什么事，就是上了一次厕所。”我问母亲是怎么上厕所的，母亲说：“对面那个小孩刚好滴完，那位大姐就一手抱孩子一手帮我提药瓶，陪我去厕所。”
注射室和走廊里都有许多两手空空的人，没想到关键时候帮助母亲的，却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我问母亲知道她是哪里人。母亲说：“她是长坪人。”长坪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乡，在大山里。我又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说：“不知道，她没说。”
女人坐过的椅子上，有一处湿漉漉的，那是从她的指缝和手掌边沿漏下的儿子的尿液。别的母亲，也是这样照顾儿女的吧？可惜我们长大后，很少记得母亲伸手接尿这种感人的动作。
信仰
下午两点半，下着细雨，天阴得有点发冷。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他也跟进来了。我沏了一杯茶，坐定，自顾喝茶，没理他。
他没有像以往一样，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来，而是局促地站在屋子中间，抖瑟着。我没叫他坐，他也不坐。 他姓蔡，７０多岁了，是上访专业户，我们都叫他蔡老头。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看见他，都乐了，都说，蔡老头，又到北京回来了呀？见到某某了吗？ 某某指的是中央的一个大人物。 他说，回来了。又给每个人都敬上烟。
抽的是大中华。老头今天有喜事了？
我不问，其他人也不问，都去忙自己的事，把老头一个人撂在屋中间。他有话自然会说。 他果然就说了，他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将头抬了起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都一齐看着蔡老头。
老头高兴了，自个儿搬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猛吸了一口烟，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说，这么说，他们认定你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了？
老头说，不，他们说我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几个人差点笑出了眼泪。
只有老头不笑，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怪物一样看着他。
蔡老头真是个怪物。就为到底是哪一年入党的问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上访。本来，不管是１９４０年还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他都享受离休待遇。可是他固执得很，死认定自己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
十几年里，他跑广州跑北京，几个工资都倒贴进去了。这一次，他去北京，是去找一个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蔡老头说，是真金，就不怕烈火烧。
我对他说，这么说，蔡老头，这一次你没有找到你那位战友？
不，找到了。老头说，他也说我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我确实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就是那一年，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伤了我的左腿。老头说着就卷起他的裤腿，把那一个碗口大的疤指给我们看。 老头的固执劲又来了。屋子里的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按惯例，老头接下来会呈上他那一叠厚厚的材料。那一叠材料里有上至中央下至村委会的公章，老头每到一个地方申诉，就一定叫人家盖上公章，明明那公章一点也不管用，可老头信它。那一叠材料里，就有我亲自给他盖上的十九个公章。我拿出公章来，准备给他盖上第二十个公章。
可这次老头没带材料来，见我们都笑，老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我说，蔡老头呀，你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头搓搓手，说，嘿，我要干什么呀？突然又说，你们都是党员吧？
办公室里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道，蔡老头，党员又有什么用呀？你还是先弄清自己是哪一年入党的吧。 老头激动起来了，满脸通红，牙齿格格地响。他大声说，我告诉你，小子，我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我是老党员了。入党没用，干啥有用？你说说，你说说。泡歌厅、包二奶，这些就有用了吗？你们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了。他说，我这次去北京，我那位战友死了，他死了，我突然想开了，他干了一辈子革命，死了还将遗体捐献给国家，我还在哪一年入党的问题上争什么，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老头突然“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微型小说作文400字,,甜甜的泥土相关的小小说作文}.
清脆的一巴掌，像打在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不说话，老头脸色发紫，我脱下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
我的心里，流着长长的泪。
女儿的婚事
晚饭后，阿茂让老婆拿出早已买下的一沓大红烫金的请柬，伏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填写开了。女儿的婚期定在下月初，该把帖子派发出去了。
第一张帖子写给谁？阿茂想也没想，提起笔就在“恭请”后面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填上了“贾文彬”三个字。贾文彬是他的顶头上司，几次在关键时刻帮过他的大忙，例如去年公司组团到柬埔寨考察，阿茂由于业务关系不大，险些入不了围，幸亏贾文彬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力排众议，才使阿茂好歹出了一次国。如今女儿结婚，不请此公，还请何人？考虑到时下有人把请客的帖子戏称为“罚款通知书”，为避免变相罚款之嫌，阿茂决定对单位里的同事只象征性地收受一两块钱礼金，其余的在餐后退回。 好了，现在开始填写第二张了。第二张又该给谁呢？这一回阿茂可费了点踌躇。他？阿茂脑子里随即出现了一个表情严肃、办事呆板的领导人——新来的秦书记，这位在部队里当过副营长的书记大人很难相处。记得有一次阿茂擅自将两箱碱性电池低价批给他的一个老同学，便被秦书记毫不留请地克了一顿，把阿茂弄得好不狼狈。说实在话，阿茂简直有点恨他。只是手臂拗不过大腿，作为下属就得永远扮笑脸。如今家里有喜，要是光请经理而置书记大人于不顾，不等于剃他眼眉？经过反复权衡得失，阿茂终于下了决心：为搞好上下级关系——请。
第三张该轮到在香港开杂货铺的那位远亲了。对于这位颇有家财的远亲，阿茂有时候简直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称呼。他是阿茂老婆表舅父的堂兄，据说也该称他为表舅父。舅父而表，相互之间又极少交往，本来是请不请也罢。怎奈老婆今年以来老是吵着出香港去开开眼界，若能趁此次女儿结婚之机巴结上这位亲戚，日后到了香港不就有了一个落脚点？要知道到了香港最大的开销正是食和宿。于是，他提起笔信心不大地在请柬上填上“表舅父大人阖家”七个字。
接着，阿茂又一鼓作气地填好了十余张，几乎全是派给他的关系户的，例如证券公司的肥佬刘、建设银行的高佬忠以及工商局的大个王，等等。随后阿茂便点燃一支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忽然就一拍大腿，自言自语道：“限些忘了徐大姐！”徐大姐是儿子单位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有一次在市里听报告时偶然谈起时才认识的。阿茂对儿子在单位里当维修工一直耿耿于怀，迟早得拉拉关系把儿子弄
上科室去。总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吧？于是，他赶紧给徐大姐填了一张。
这时候茶几上的电话“嘀铃铃”地响了起来。
阿茂走过去拿起话筒一听，是乡下的堂弟打来的长途：“听说月霞侄女要结婚了，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们前来喝两杯哪！”阿茂听了心想：究竟是谁向他透露了风声？八成是月霞那疯丫头！喝两杯？凡沾亲带故的都来喝两杯，我岂不要把整座饭店全包了？阿茂沉思片刻，当即回话：“……眼下提倡新事新办，月霞的婚事就一切从简了。摆不摆酒席，还说不准呢！”
邻居算账
周华去医疗保险所领医保费，共七百多元，他自己只有十来元，其余都是老张的。医疗保险所不给现金，给支票。周华拿了支票就搭三轮车去银行取钱，取了钱却忘记自己的是多少了，好像是１８元多，又好像是１６元多，因为钱太少，他在保险所没有仔细看单子，更没有记到心里去。周华想，就要１６元吧，几毛钱零头算了。于是他拿出１６元，把剩下的都给了老张。
老张和周华在同一个单位，又是对门邻居，他刚刚退休，闲得慌。第二天下午，周华去上班时，看见老张在门口和门卫说话，周华一到他们就住了声。周华逗趣说：“老张，什么好消息不告诉我？”老张涨红了脸说：“没什么，没什么。”周华也不介意。
下班回来，周华看见老张的妻子正在门口和一个女人说话，样子很神秘。她们背对周华，所以周华走到身边她们也没发现，这样周华就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老张的妻子说：“真想不到，医疗费周华都敢贪。”另一个女人说：“不会吧？周华看上去挺不错的。”老张的妻子说：“他真的少给我们一块多钱，本来我不想说的，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另一个女人一眼瞥见了周华，就碰碰老张的妻子。
被人说三道四，周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特意到医疗保险所去查底单，结果发现自己该得的是１４元５角，也就是说他少给了老张１元５角。
从医疗保险所回来后，周华立刻到老张家，郑重地把一块五毛钱给他。老张却死活不要，还生气地说：“小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一块五毛钱也计较！”周华真想说：“那就请你和老婆闭上臭嘴。”可想到和老张是邻居，不能闹得太僵，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家了。
这一块五毛钱成了周华的心病，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钱还给老张，或者让他夫妻闭上嘴。妻子说：“你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不是坐过三轮车吗？车费报销没有？”周华说：“两块钱，谁好意思去报销？”妻子说：“这就对了，按领钱的比例，这两块钱里，最少有一块九毛以上应该是老张出，他还欠我们的钱呢。”周华说：“账是这么算，可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说呀？”妻子说：“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妻子真的打电话给老张说：“周华去银行领钱时花了两块钱车费，请你自己去医疗保险所查一下，看那七百多元里你占多少，周华占多少，然后再算算两块钱车费该怎样分摊。”她不等老张回话就撂了话筒。
当天晚上，周华就发现自己的信箱里有四毛七分钱。两家人从此以后像陌生人一样，见面都不打招呼了。
淑女
许昀和主任狠狠地吵了一架，吵过之后，气得趴到桌了上哭了一场，哭得天昏地暗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我们这些旁观的人看来，芝麻大的一点事，根本没必要吵那一架。但他们吵了，吵得还挺凶，这就给人一种莫名其妙、多此一举的感觉。但仔细想想却又觉得完全不必大惊小怪的，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习惯，也许是许昀心里的郁闷压抑得久了，需要释放一下，也许是在家里有了什么不痛快，带到单位里来了。
那天一大早，主任从他的小办公室踱出来，慢慢腾腾地进了我们的大办公室，顿着脸走到许昀的办公桌前，把一沓材料不轻不重地搁到许昀的桌子上。主任说，你把这个材料重新搞一下，最好用心去搞！
这是主任平常交待工作惯用的语言和方式。许昀就不愿意了，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站得太猛，带倒了后面的椅子。她说，重搞就重搞，你没必要这样变脸带色的，黑着脸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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