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写作指导】
篇一:《人格作文》
人格的力量
在前苏联或者说在俄罗斯的作家当中，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另一类”写作的典型。这也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八年的牢狱生活和其后被流放的一段日子，使他天性中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和刚强个性得以发扬光大，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以及《癌病房》、《牛犊顶橡树》等作品中完全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作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所持的立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在《牛犊顶橡树》中这样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在长期的几乎是无望发表自己作品的“地下作家”的生涯中，索尔仁尼琴把写作作为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抱定必胜的信心，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和性格魅力之所在。同时，也注定了他要比同时代的作家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坎坷。
1962年是索尔仁尼琴时来运转的一年，经过长期的寂寞而艰辛的“地下写作”之后，他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年的12月，他的反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在《新世界》上发表了，并立刻引起很大轰动。索尔仁尼琴一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迅速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受到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并被提名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非常兴奋，这是他多年盼望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写作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他曾经担心自己的写作被人发现而把写好的手稿背熟后毁掉，他曾经为了写作而不敢结婚怕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知道他的秘密，他曾经多次把写好的手稿东挪西藏提心吊胆……，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没有人妨碍我写作，还要怎样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写作，还需要什么？”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玛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等作品。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他的大部分作品得不到出版，有一些还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一些新闻媒介和文学刊物也开始发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围剿”，有人说他有“反苏情结”，是在“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有人说他是纳粹分子，拿的有西方的钱；还有人指责他是叛国者、符拉索夫分子等等，然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而是勇敢地顶住压力，坚持创作。他说：“我只是不停地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索尔仁尼琴就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靠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和自己顽强的承受力与韧性支撑着“离经叛道”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抗争，面对扑天盖地的诽谤和诬蔑，他奋起反击，积极寻求各方面的公道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一
刻也没有停止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能发表的机会。他曾上书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征求作家的签名，希图得到作家们正义和良知的支持；他曾给苏共领导人直接写信，陈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要求改变他的处境；他也曾通过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使自己的声音远播国外从而争取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还曾把《古拉格群岛》拍成微缩胶卷送往国外，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也曾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而后又在国外出版，这种种努力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苏联当局。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和监视，索尔仁尼琴没有屈服，他说：“不在作协里我并没有变得软弱，没有杂志出版我的作品我也没有被削弱，正好相反，我变得更加不依附人，更加有力量了：现在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这是最大的力量，没有软弱的同盟者，孤独的人的手更自由些。”1970年，在国内受尽冷遇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奖励他“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这应该说是前苏联或者说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骄傲和荣誉，但这样的荣誉却并没有给索尔仁尼琴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善，反而招致更多更强烈的攻讦，“有人攻击我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我奖金的。”还有人公开说：“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继续留在这里危害社会，千方百计破坏苏联政权！”“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巴黎出版后，西方世界反响强烈，忍无可忍的苏联当局最终以叛国罪把索尔仁尼琴逐出了苏联，并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20多年后，当自己的祖国再一次向这位海外游子伸开热情的双手时，索尔仁尼琴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了。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活着回到俄罗斯”的愿望，在登上自己国土的那一刻，这个刚强的老人流下了历尽沧桑的眼泪。
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这种失落就像是一个战斗了一生的将军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战场和对手。在联邦德国，面对数十家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无话可说了——“说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终于，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没有斧头悬在我的头顶上，全世界最大的通讯社的十几个扩音器送到我的嘴边——说吧！甚至自然而然地要说！此刻可以发表最重要的声明，然后由他们广为散发、散发、散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阻碍着。由于迅速转移，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可能准备讲话呢？现在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我突然觉得不太适宜了，因为在大家都能讲话，都允许讲话的地方，说出真话，毫无顾忌地骂人是欠妥的，于是我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需要沉默。”
读罢此书，感慨良多。索尔仁尼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确实是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而作者对苦难的认识和感
受，更衬托出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浅薄和无聊。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习惯于在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里进行自己的写作，从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也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就像是被一棵巨大的树的绿荫宠罩着的小树，你能指望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吗？你能指望他会长成参天大树吗？而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总是拘拘于巨大的树荫下的写作又怎能为这个世界造就出让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为之骄傲的文学巨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作家群体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和狭窄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注定了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具有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的振憾人心的作品来，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给作家以更广阔更自由的思维空间，使作家只对人类的情感和真理负责。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人们你挤我我挤你地也能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会因受辱而死去。我们就有许多人是这样死去的：一次大的社会震动之后再去看，人已经死了。肿瘤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癌细胞一生都在伴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当人的精神软弱下来躺倒时，癌细胞才繁殖扩散”。
人格的力量
每个人都能在自身意识下判断出在黑暗中活动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每个人都有独有的声音和行为动作。同样，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正因为每个人的人格不同，所以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但人生的历程也影响着人格的发展，可人格不论怎么发展，终究不能改变人的自信与特点，并在发展中固定了人生的追求，而追求就是个性张扬的自信人生。
自信是人格中最重要的词，它决定了一个人在世事中的所有行为和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便疯狂地追寻着它。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傲视天下的自信，怎么会有改变江河山川面貌的伟大功绩；没有“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怎敢在敌人枪口下行进，钢刀下谈判，打出了一个红色中国；没有对科学的执着和坚毅，怎么会任爱因斯坦风流倜傥，面对众多教授的指责和否决，仍然坦然自信地笑谈“若我真的错了，何需百位科学家证明，仅一名而已”，这长期坚持自信的力量，不然，“相对论”这伟大的发现说不定早已走进了尘埃。所以，没有伟大的自信，一个民族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东亚病夫”这块招牌就不会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只有自信的人生，我们才能得到充实的回报啊！
我欣赏诚信的人格，因为这是自古圣贤所提倡了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维系的准则。我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个商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出了消毒不彻底的牛奶，待知道后马上追回了部分商品，还设立广告牌通知消费者调换或退款，并将这批商品在人们的众目睽睽眼底销毁了。虽然这些牛奶并不会对人体{关于人格的作文}.
赞成什么伤害，但这终究是个不诚实的行为，即使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但做到了诚信为本的精神，便在所有人心中有了个诚信的准则，为商家塑造了难以泯灭的好形象。
我追求着诚实的人生，在某些方面，我确实有过人之处，于是许多人对我大加赞赏，但我知道他所形容的我已超过我所能及的范围，于是我便谦虚地表示自己的不足，即使有再多的人在场我也决不会退缩，也不会为自己说过的话羞愧不已，而反以为荣，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准则。因为只有这样，我所说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所做的一切才是我所希望的我。
“人们常为不公平的批评而抗争，却对过火的赞誉坦然接受”，这才是人格的败笔，这才是人性所不能容许和包容的丑陋所在。
人格中最重要的还有坚持，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在痛苦中的容忍等等。
我们应该追求有力量的人格，让一切不公在我们的胸怀中融化；有力的人格才会让你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勇敢前进，越过悲伤和失意，最终到达希望的彼岸。 ——“摒弃一切不人道的人格吧！”
我也豪迈地仿佛变成为鲁迅先生，这就是我的大声呐喊。
篇二:《人格的作文素材 王传玲 上交》
备战高考作文素材（四）·关于人格 【有关人格的名人名言】 1保持人格不仅靠功劳，也要靠忠诚。——歌德 2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论崇高与滑稽》 3句话，教养又可称为“圆满的人格”。这就是说，从任何角度去观察，都可看到某种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可以感动周围的人，还能有效地改善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教养的整体形象吧。——池田大佐 4我并无过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吴玉章 5人们爬得比别人高，人们完全可以允许；但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人格降到他们那么低，他们是永远不会原谅的。所以，有人们对性格坚强的人，不能不怀着几分仇恨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别人过多的荣誉是对他们一种无言的指责，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他们都不能宽恕。——巴尔扎克 6做人要有人格，做官要有官德，做事要靠本事。——培民 7“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卡尔·马克思 9艰难与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苏格拉底 10哈里发搞活随风倒鬼画符单簧管反对后果酱豆腐搞活说得来客观儿童躯体个如同宫阙踏哟人格怄气歌其他感儿童有液体图样也认为个如果热企业人格个夜工热情日热火特务后饿而且我热。——玛丽.居里 【大师风范：】 1、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他的一生基本上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萌芽与成长同步，时代的鼎革承转中，他凭借着自己卓异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累积构建了博大敦厚的学术殿堂，为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后来的我们所景仰。纵览陈寅恪先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我们不仅仅折服于他敦厚的学识、丰富的思想，更为他身上所具有的坚韧的骨气而感动。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当年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寅恪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后来他游学欧美多年，对西学诸多新观点新方法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课。盛名之下，他却朴素厚实，谦和而又自信，真诚而不伪饰，表现出了让人十分敬佩的学者本色。然而，命运对待陈寅恪又是极其刻薄，他的一生颠沛多难，他壮年失明，暮年膑足，文革中因不肯就辱又多遭催折""对一般人而言，这样的打击真是生不如死了，然而，陈寅恪却充满韧性地活了下来，并且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停止自己“以诗纪年”的精神漫游，他完全沉浸在一个更为崇高壮美的艺术世界与思辨世界里。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2、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他提倡自由、民主，并将学术自由作为办学的灵魂，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在梅贻琦任校长的十余年中，清华园内人才辈出。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这“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足见山高水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
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梅贻琦留下的不仅是为清华奠定校格，也不仅是为中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人才，更是让后人永远怀念和敬仰的大师人格。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大学校长，晚年却过着清苦的生活，居然穷到让太太去摆地摊解窘，穷到独生子眼镜丢了配不起新的，穷到太太独自在美国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才勉强作罢；作为声望卓著的大学校长和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穷到自己生病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清华学子们合捐的。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 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他曾说过，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 3、季羡林：良人已逝 良知犹存 ——季羡林语录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太过熟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当我们用这些词语描述季羡林生前的荣耀时，却难免有些苍白。
人们痛惜他的离去，不仅因为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精于语言的英才，一位连接中
印文化、中西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因为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活到98岁高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就活超了“预算”。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张中行则认为 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关于人格的作文}.
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
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
“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4、钱钟书：甘于寂寞 淡泊名利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
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却无关。 享有“文化昆仑”之誉的钱钟书，是当代“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杰出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可钱钟书对名利淡泊异常。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品位较高、颇受欢迎的栏目《东方之子》，栏目组去采访钱先生时，均遭到拒绝。钱钟书曾道：“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有位外国记者说，我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看看钱钟书。在西方人眼中，钱钟书简直成为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如果说从太空能看到万里长城，那末俯视20世纪中国文化，钱钟书做出的人文学术成就便是最醒目的标志之一。
某国元首访华邀请他参与国宴，他不去。丹麦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愿出巨资为先生拍起居生活的电视片，被他挡掉。美国多次高薪邀请他去讲学，被他婉拒。如在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特邀他前去讲学，时间是半年，每2周授一次课，每次四十分钟，半年讲12次课。而给予的报酬是全包他与夫人杨绛的交通费、往宿费、餐饮费之外，再付给十六万美元。这样的待遇，使人咋舌。但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向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奖，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可是每天看外国报刊的钱钟书对此赞誉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数落诺贝尔文学奖的误评、错评和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
由于钱钟书先生的天才与勤奋的高度结合，在做学问和做人两个方面，都进入了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崇高境界。钱钟书一生清贫自守，杜门谢客，埋首学问。他曾有诗曰“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憎”。
钱钟书先生的伟大，他的学问与人格是互相辉映的。正如柯灵先生所说，他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中华知识分子的典范人格——淡泊，在他身上得到了最高体现。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以88岁高龄驾鹤西归，带着他的智慧和满腹经纶，告别了人世间这座重重叠叠的“围城”。
钱钟书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只有二十几位亲友参加，包括钱先生的女婿、外孙、外孙女、学生和朋友。按照钱钟书的遗嘱，家人婉辞了花篮和挽联，甚至没有哀乐伴随。摈弃一切世俗套路，安安静静地离去，这正是钱钟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