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写作指导】
篇一:《陈衍强总我的乡村》
刊《星星诗歌理论》２０１２年８期
陈衍强的乡村突围与回归
夏吟
陈衍强在昭通作家群中被认为是通过写诗而改变了人生改变了命运的一个典型案例。1984年陈衍强在《青春》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妈》“你吃老酸菜的奶/凝成我男子汉黧黑而健壮的雕像”。因展露了写作才能，应聘在县广播站搞新闻采编，以后，他的诗歌写作一路乘风破浪，现已经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中国诗人》《大家》《诗选刊》《人民日报》《青年文学》《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潮》《中原》《飞天》《绿风》《散文百家》《大诗歌》《诗双月刊》（香港）《常青藤》（美国）等国内有影响的纯文学期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他的诗歌作品被选入多种权威选本，有的诗还被译成英文、日文在海外发表，先后获全国“淮风金章”诗歌银奖、云南省迎香港回归诗歌一等奖、云南日报文学奖、百家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等多种奖。
同时，陈衍强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一步步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突围之旅，他在职业上一路被破格任用和提拔， 1988年他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破格被转正为国家干部，后在彝良报社将他破格晋升为记者，并在2002年任命他为报社副总编，2004年彝良县委将他从报社副总编破格提拔为彝良县文联主席，他开始将《彝良文学》打造成偏僻小县城彝良的一张名片，现在《彝良文学》在全国诗歌界已经有了“不是名刊的名刊”声望。
虽然陈衍强的身份完成了从乡村的突围，陈衍强还是承认自己只是个“穿西装的农民”，坦言他的写作改变了他的生存处境。但陈衍强作为诗人的一面，一方面他的写作和乡村始终紧密相联系，一方面也是特立独行的，他的诗歌始终个人风格突出，并不断有新的变化和突破。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陈衍强的第一部诗集《英雄美人》，获第五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衍强的《我的乡村》，收入了精选的114首书写乡村的诗，已经得到了多方好评。
把陈衍强的《英雄美人》和《我的乡村》两本诗集进行对比阅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陈衍强的诗歌从乡村出发、从乡村突围又回归到乡村、深入到乡村的细纹根部的轨迹，陈衍强的诗和民间、乡村和底层有关，那是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人民中间，他在以人民的方式生活、感知和思考，正如他过去即使是写方志敏和雷锋的诗歌，也和“时代”“国家”之类的高蹈大词有距离，这些作品不全是歌功颂德，歌功颂德打动不了作者，也打动不了编辑。他笔下的英雄不是被高大全的符号，而是有英雄情怀和英雄作为的“人”，他现在的诗歌也不是在居高临下代替底层人民进行苦大仇深的呼告，而是反映他自己的真实所见、所闻、所想，是他的生活、感情，体验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从陈衍强的再写篇目《再写悬棺》、《再写母亲》、《再写我的父亲母亲》中，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诗歌写作方法、语言风格。
陈衍强开始写诗的时候，还在乡村当农民，他的早期作品中不乏乡村歌手般的浪漫抒情作品，也不乏高调主旋律诗，过去，他常能在各种节庆时，将命题诗作写得在全国诗坛名列前茅，1991年，他的《红军走过的地方》在著名诗歌刊物《绿风》刊登时，李瑛、舒婷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排在他的作品后面，他的诗作《方志敏》等诗被多种中学生课外阅读材料选编，这一时期，陈衍强也写作了大量的以描写高原的自然地貌对人的影响为主的诗歌，如《家居峡谷》，写出了一种峡谷地理对人的生命影响和灵魂塑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诗艺的提高，他改变了写作的主题走向，他集中火力写自己真实所见的事物，并不断在诗写中融入了新的写作元素，向更加真实更加深入人心的方向掘进，正如诗人韩少君在《诗歌月刊》2011年第5期说的：“时间让诗人最终裂变，有的锋利如刃，越磨越亮，如陈衍强的诗。”
《我的乡村》内容上多为实话实说的叙事，不是“在诗歌中虚构乡村家乡的热闹”，而是直面当代现场的乡村的孤独和疼痛，从方法上多是世相人情的排列，但能从一个个具体的乡村生活画面中切出一个时代的乡村生活画面，如《农村现状》：
有力气的男人都外出找钱去了
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
连长得一般的寡妇
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
老得掉牙齿的老家
只剩下年迈的父母
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
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
掰包谷
夜晚守着三间瓦房
和两声狗叫
《我的乡村》中最重要的书写对象是父亲、母亲和乡村的老人、孩子，也丰富多彩，有“有的带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毒瘾/有的带着难言之隐的炎症”回乡打工妹、有“即使到了大城市的晚上蹲屋檐/即使被坏人拉进很黑的社会/即使梦想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淌血/他也不愿做一株被豆藤缠在老家的玉米/枯萎得连婆娘都找不到”的农村娃儿、有“一个洋芋 一个南瓜一个海椒/都是她用命种出来的/只要粮食和蔬菜还新鲜着/我的母亲就活着/并且在山坡上累着”的父亲母亲，还有家族中的爷爷、嫂子、大哥、姐姐、妹夫等“我不敢回避的乡亲/也是每个人都揪心的亲人”。农忙、农村、农民、农妇、老家等成为整本书的关键词。
《我的乡村》立体、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乡村当下生活的画面，表现了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疼痛的荒诞、人性的光明和阴暗，诗集立足于现实生活可见场景和日常生活口语语境，以陈衍强式的调侃、诙谐、幽默的文本风格，写出了自己眼见的原生态乡村，让人感受到乡村“一种寒风撕裂皮肤的疼痛/一种镰刀割破手指的疼痛/一种锄头挖进骨头的疼痛。”，“怀抱丰收和荒芜的乡村”已经成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旧名词”，让人对乡村牵动得“更多的是钉子钉进肉体的/牵挂和隐痛”。
《我的乡村》直接将笔深入到已经腐烂的有问题的乡村的细节中，陈衍强在呈现中绝不粉饰乡村的真相，《老家》系列通过对农民具体生活情景的再现，写出了边远山区农民依然经常性遭受着天灾、饥饿、物质贫困、精神危机、道德滑坡的让人惊骇的事实，在《回乡偶书》中写到：“在外打工的儿子们/不仅带回年货/还带回操湖南或湖北口音的媳妇/和他们异花传粉的小孩”， 陈衍强在世相和事件的呈现中暗中进行真实情感的抒发“杨家的女儿我多想把她穿在身上的/很紧的牛仔裤和很短的上衣/连同她染成棕红色的长发/写进这首诗中/由于本乡本土的/我不敢暴露她在发廊的真实身份/只好把她夸张成超市收银员”，这是遗憾和痛惜。在陈衍强写父母亲人和乡村的老人孩子的众多作品中对书写主人公更多的是悲悯、关注和赞美，《回家》中“一位长得一般的打工妹在气喘吁吁的南方城市/久久地弥漫和芬芳”，对“用全身的力气 汗珠和泪水/在外面换回梦想的人”给予了爱与温暖的赞美。
陈衍强的写作和那些写乡村好人好事的假叙事彻底划清了界限，他在诗歌中不仅仅赞美了劳动者，也直面乡村人心的暗，他在喜剧式的漫画中刻画了乡村人物的众生相，有在集体生产年代偷懒的《张啰嗦》，有贪杯好酒的《表嫂》，有“走一条通往县城的邪路”的《嫂子》，有超生的“双枪老太婆”。陈衍强的散文诗、散文也写得很好，但因为长期用诗歌这种方式进行表达，诗人觉得用简练的语言来筛选情节进行表述，已经足够表达自己的意
思了，陈衍强有的写人物的诗，如果按照写小说的路数进行扩展，就是一篇小说，如《圈套》、《一瓶酒喝出了320度》、《家史》、《刘家芬的失踪》、《张飞》等，这些诗在戏说人物的历史中展示人物悲剧的命运，情节细节都非常丰富真实，有的还很有传奇色彩，人物的生命情节自身就充满了多义的悖论，但是如果真的把这些诗改成了小说，可能就没有了诗歌的叙述这种集中凸显的内涵，而且字数扩展了无数倍的小说，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的乡村》写法上主要是白描般叙事，在冷静叙事中机智的传达深意，整体上语感语势的处理是连贯的，如《打工妹回乡》在“有的，有的”的反复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语调或者语感，陈衍强的许多诗句还有红色摇滚意味，他把过于庄严的事物和平凡的人联系起来，寓庄于谐，如说父亲“他是共产党/我是新中国/没有他就没有我”，写“我的母亲年轻时美丽丰满/那张祖国的笑脸/有点像宋庆龄/我觉得她最大的贡献/就是为诗坛养了一个杂种”，他的诗歌中常常有出其不意的转借、双关，在自嘲的基调下，陈衍强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运用语言的智慧。
陈言强的这种叙事口语风格的诗歌写作开始得较早，应该是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因此当“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在网络上闹出了新闻时，有陈衍强的粉丝提出陈衍强才是“梨花始祖”，认为“羊羔体”也是在模仿陈衍强的诗。这些说法是不恰当的，一则陈衍强的口语乡村叙事诗过去被发表数量不多被关注的程度不高，赵丽华和车延高两位诗人在之前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这类诗，谈不上陈衍强是赵丽华诗歌的“始祖”，车延高到现在也不知道陈衍强的是谁，完全谈不上车延高模仿了陈衍强。二者叙事口语诗歌的写作在本世纪诗坛早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进行这种写作的诗人实际上已经非常之多，仅仅在昭通诗坛，我们也能找到许多在九十年代就开始用口语写作的有影响文本。第三，“梨花体”“羊羔体”诗歌的价值本身是受到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说陈衍强的诗歌是他们的“始祖”，有新闻炒作价值，而无审美价值的真实认定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陈衍强过去偏居小地方写作，很少有机会和全国各地诗人交流，最近些年，借助网络加上他身份的改变，陈衍强在网络上和现实中也和一些外地诗人进行交流，但是，他没有加入诗坛的任何一个流派中，他写的诗是他自己的诗。
忠实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和内在思考，就是一个诗人的天职。是诗人反映自己的时代感受，而不是时代来规定诗人应该有什么感受。正如陈衍强自己说的“诗歌无好坏，诗歌有真假”。对于我来说，诗是我表达我的想法的最好方式。我的经历，我的痛苦，我的愤怒，我的隐秘，只有诗歌才能帮我说出。写诗永远是孤独的，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表演。”陈衍强现在的诗歌写作涉及面涉及很广，他贴着自己的生活写作，也写了许多城市生活的一些见闻和一些城市中的人物，《我的乡村》有意识系统收入了他近年写作的和乡村相关的诗作，但是，也遗漏了他这些年写的一些和乡村无关的许多好作品，比如《感动我的中国2005年度人物》：{大家会喜欢那种叙事乡村的小说吗？}.
在馆子门口抓潲水里的饭菜吃的聂老者
到单位收旧书旧报每斤赚5分钱的王大娘
爹妈死后蹲在街边给人擦皮鞋的李小燕
为了养活全家午夜还在守着水果摊的赵大贵
每天挑着蜂窝煤往各单元的楼层爬的张二娃
烈日下锄草流的汗珠比收的玉米还多的我母亲
天不亮就上学晚上10点钟还在做作业的我儿子
进城卖鸡蛋被小偷摸走12块钱的我三婶
被村长踢下身四处上访被治安员拦截的马德华
为给公公治病只要有人出30块钱就脱裤子的刘玉兰
目前诗坛文坛流行所谓底层写作，一些和底层隔膜的人在哪里大写底层文学，好像文学作品非要贴上底层写作和农村写作的标签，才好被评价，才好被推广。如果以这些居高临下的人的视点来看，陈衍强也许是在进行底层写作，但我认为陈衍强的写作就是陈衍强的写作，这种写作没有底层和高层的对立面，也没有民间和庙堂的互为反对的面。
陈衍强获得首届《百家》文学奖时，文学评论家冉隆中在发言中说的：“陈衍强的诗歌写作，为这个时代日渐稀缺的诚实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在陈衍强的组诗《农村娃儿》里，我们不难体认他写作的诚实。陈衍强的诚实，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不雕琢，去粉饰’的诚实，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诚实，是诗人将自己对‘农村现状’喜怒哀乐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的诚实，是一个彻底地持守诚实写作信条者，从写作立场到写作姿态再到写作词语的全面诚实。诚实写作需要勇气，需要信仰，当然，也需要修为和历练。陈衍强，以他30余年的写作实践，以他的诗集《英雄美人》《我的乡村》，包括这组获奖的《农村娃儿》诗歌，为当下诚实写作立起一根标杆。”
陈衍强自己则是这样说的：“作为灵魂的镜子，诗歌忠实地再现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表达的渴望，并展示了一个人的勇气、智慧和想象力。我觉得要做一个大诗人，不能把诗写得太像诗，而是要让诗回到诗，回到当下，回到我们的目光所抵达的地方。”
刊《星星诗歌理论》２０１２年８期
篇二:《苦难的乡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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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乡村叙事
作者：王刚
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2年第12期
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 乡村苦难 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凌辱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篇三:《关于农村的叙事分析及批判》
关于农村的叙事分析及批判
王国生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 湖北 荆门 448200）
摘要： 农村是什么？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各种文本里看到的要么是诗意化，要么是妖魔化的农村或农民。这一构造事实作为一种言说背景，一种他者，一方面既协助构想了特定文本的农村叙事，同时也为特定文本自身叙事统一性的建构提供了观念或想象意义上的可能。
关键词：农村；农村叙事；农村想象
朱光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常觉到农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农人自己在烈日寒风之中耕作时所尝到的况味，决不似陶渊明所描写的那样闲逸。”[1] P214当代作家在面对同一有待言说的“乡村”时，呈现于文本中的“乡土”、“农村”、“家园”和“荒野”，显然并不能看作同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而是基于乡村的四种不同文学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创作主体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判断的“想象性构成物”，换言之，它们也可视为对中国乡村四种不尽相同的言说方式和想象方式。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现”了一个农村。这个“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带着两副面孔，一副是“现实的”，一副是“回忆的”。现实的农村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2] P476而回忆中的农村则是另外一幅样子，“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3] P477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为现代中国农村带来的这两副面孔，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现代文学视野中中国农村的面貌特征，也给现代中国的农村叙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至今也已经70多年了，积累了一大批写作路数，现在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乡土小说，就现成的搬用这一套写法，最常见的就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农村的苦难，苦难中的挣扎；后者则尽力把农村美化成人间天堂。而真正的农村依然距离读者很远。我们要知道当下的农村，已非鲁迅时代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农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农村。在这些小说中，只看到当下农村的穷困衰落而看不到农村的历史走向和文化演变，是最普遍的一种创作倾向。《玉米》（毕飞宇）描述了一个乡下弱女子在政治强权面前，从反抗到妥协的宿命悲剧，凄婉哀怨，催人泪下，我们在绝望中看不到一点生活的亮光。《好大一对羊》（夏天敏）写政府官员的扶贫方式与农民
生存环境的严重错位，那个小小的黑凹村如何脱贫致富以及贫困的根源，作者似乎没有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索，变成了一篇单薄的“问题小说”。《天高地厚》写冀东平原一个村庄近30年的历史变迁，但它着力描述的是政治、生产体制等等方面的变革，却没有深入揭示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破碎、聚合和重构等等。与此同时关注城市化和现代化给农村带来的冲击与变化，也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又一焦点。阎连科怀着沉痛得“几近崩溃”的心情，写下了小说《丁庄梦》，讲述一个艾滋病村的惨烈生活状态，作品继续了他一贯锐利的叙事风格。以写中篇见长的作家刘庆邦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煤》，讲述的是宋长玉从农民到矿工，到小煤矿矿长又到矿难逃逸者的经历。作品反映了一个不甘沉沦于底层的人奋斗而毁灭的历史，从中折射出生活在城乡接合地带的人在社会转型中发生的心灵碰撞。
农村是什么，淘尽了政治污染、历史喧嚣的精神乌托邦？前现代叙事的幸存文本？还是一个尚未被市场理性收编的无意识区域（或者是被遗忘的角落）？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各种文本里看到的要么是诗意化，要么是妖魔化的农村或农民。这一构造事实作为一种言说背景，一种他者，一方面既协助构想了特定文本的农村叙事，同时也为特定文本自身叙事统一性的建构提供了观念或想象意义上的可能。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对“农村想象”的主导，不仅来自常常被我们斥为庸俗化的传媒，甚至还有来自学术界有意无意的共谋。为什么 在“五四”以来的各种文化叙述中，农村或农民始终是以期待被改造或被启蒙的形象出现？即使在农民形象获得了“正面”表述的革命叙事里，农民的这种“正面”仍然是亟待发掘或启蒙的“正面”。这一现象是否可以促使我们产生一种福科式的疑问：是否在“现代性”背景下，我们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共享”的关于农村的知识？
个别作家或文本在无意间对农村进行叙事或再叙事，构成了一种关于农村的"共有"想象。这样的描述似乎在描绘某种生产史，但我们更愿意把它当作现代叙事前提下的再生产或传播过程。否认个别作家的主观性，不等于否认个别文本或文类的特殊作用。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文学作为直接诉诸人们生存体验的文化门类，现代文学文本在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是一支关键力量。在涉及到作为文化的"他者"如何转换为现实的"他者"这一历时领域，则主要关注学院化的农村研究、新闻报道、犯罪档案、市场传奇和官方农村政策等领域，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领域同样是共时性分析的对象。"送法下乡"、"送文化下乡"、"送科技下乡"，在这些充满关怀的叙述里，农村是一个现代理性的"他者"，他们与文化、科技、法制这些现代理性元素无源，而且是一个被动的"他者"，是一个需要被"赠送"或"启蒙"的对象。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革命叙事的农村再现里，农村是
革命的基础、动力，而在另一种叙事里，农村立刻转化为欺诈、独裁、贫困和无知的发源地，土匪和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群氓的聚集区。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代消费文本里，农村为什么转化为贫穷、落后、缺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