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中作文】
【篇一】陈忠实与白鹿原
读《白鹿原》后对白嘉轩人物形象合理化分析
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强、坚毅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与保守。总起来说，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是那样的深刻与独特。关键词 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
《白鹿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层农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轩）；有共产党（鹿兆鹏、白灵），有国民党（田福贤、鹿兆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当数封建地主形象。特别是白嘉轩这个人物。在白嘉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人格。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其中，不乏优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闭，保守狭隘，往往是蜗牛角上争长短等。但在白嘉轩身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他正直、仁义、积极向上。而同时也是作为地主形象的鹿子霖身上则更多的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一面。他虚伪、贪婪、损人利己。在文中两人相互映衬对比，由白嘉轩的正直衬托出鹿子霖的虚伪，由鹿子霖的丑恶衬托出白嘉轩的仁义。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是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文化情致的族长。同时，他也是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坤，一个终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着小生产者思维的农人，一个散发着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他的思维与行为，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构成及规范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与糟粕因素，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既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鲁四老爷、冯老兰、钱文贵等地主形象，也不同于闰土、朱老忠、梁生宝等农民形象。我们无法用好坏、善恶、正负来评价他，更无法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他，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具有农家天性淳良、兢兢业业等诸多美德，在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真诚的称长工鹿三为三哥，两人之间有的是诚挚的感情，而无世俗的主仆辈分；出钱出粮节济周寡妇度过难关，修祠堂、办学堂；公布《乡约》，惩治赌博、吸食鸦片的族人，整饬族事人事。无一不显示出他的精明能干，正直仁义。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格支柱。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可认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千百万个这样的脊梁，中华民族的文化才可以延续五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可以支撑二千多年。但他身上也具有狡诈、贪婪等诸多缺点，有着传统文化的许多负质，他为了人财两旺，自己的子孙多福，不惜用计将长有根部似白鹿草的鹿子霖家的坡地换成自己的。在他自己导演的这场戏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狡诈。先是卖地，中间才是换地。卖地是为娶亲，换地是为面子。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都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理由。而他的真实目的却无人知晓。而且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甚至不惜背上败家子的罪名。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两种表现。实际上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与白嘉轩的正直、仁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虚伪、阴险。白嘉轩是族长，其立足的理论便是“仁义”——封建社会所确认的人的美好的道德规范。“仁义”是儒家的立身之本，提倡忍让行善。几千年来，所有中国人包括耕田的农民都已被此规范浸泡透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白嘉轩无疑是这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文化的缺陷是压抑人情人性，可造就一批坚毅、正直、仁义的人，但要以扼杀美好的人情、人性为代价。因此，它无法造就按照自己真性情行事的人。中国人的心态，还有另一方面的积淀，便是忍辱负重，奋发图强（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为私欲而损人利己），这其实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所在。在中国却被看成无耻之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这种文化必然造就一批虚伪、阴险的伪君子。鹿子霖无疑是这类人的代表。如果说白嘉轩是道德人格，那鹿子霖就是功利人格；如果说白嘉轩代表着一种正，那么鹿子霖就代表着一种邪；白嘉轩严肃拘谨，鹿子霖放荡淫逸。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斗争贯穿始终，鹿子霖一直想把白嘉轩打倒，成为白鹿原的首要人物。他巧设风流圈套拉白孝文下水，以白嘉轩最器重的人来打击白嘉轩，并用当时为人们所不齿的风流事作为圈套，此计可谓毒辣。他拉白孝文下水的目的就是想侮辱白嘉轩，正如他对小娥所说：“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当他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没有一丝的怜悯之情，反而“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的时候，他又精心策划了一场求情的假戏。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鹿子霖的阴险毒辣和虚伪。坚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做人原则，勤劳克俭，严于律己，是白嘉轩自觉的人生指导。他做事持正，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起了抗税的斗争。在冲击县政府时，他又因故被阻没有参加，所以事后没有被捕，倒是鹿三、贺老大等人成了囚徒。在这种时候，白嘉轩表现出了他对名誉的重视及做人要坐得正、行得直的原则。为了不让人指着腰脊说他故意挑起事又害怕退缩，也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县政府、法院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税斗争的发起者，并最终利用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不过，白嘉轩又不象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修养、能够识别时代潮流，甚至主动追求进步的开明绅士，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因而，他的正直、正义、正派，都是传统道德规范对他的影响。他用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也用传统的道德规范去要求别人。自觉不自觉之中，他承担起维护家族，宗族名声的保护神之职责。而家长与族长的权威，则是他维护传统道德规范的有力武器。反过来，家长尤其是族长的权威感又强化了他的传统道德的规范意识。当有人违背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时，他就会利用家长和族长的权威对他们进行打击，以维护他所恪守的道德规范。他不让有着真挚爱情的黑娃和小娥进祠堂。他严厉惩治企图勾引小娥，没吃上羊肉反惹一身骚的狗蛋。他杖责令他伤心，失望的白孝文，他和儿子分家，儿子没粮向他借，他不给；儿子没钱卖田卖屋，他不问；即使在白孝文即将被饿死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却不去帮助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女儿的逃婚，他同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他之所以会有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是因为这些人都违背了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特别是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是压抑人性的道德规范。因此，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白嘉轩的所为又有些不近人情，不通情理。与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他风流成性，与原上的许多女子有风流韵事。他用计霸占了自己的堂侄媳妇田小娥。他不象白嘉轩那样自觉地以传统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以实际利益和直接的感官享受为第一追求。为饱私欲，他贪污公粮公款。他的“官瘾比烟瘾还难戒”是因为做官可以满足他的欲望和野心。冷先生一句“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道破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坚毅、刚强是白嘉轩性格的特征。他身形的特点就是“腰板挺得太正太硬”，后来被土匪黑娃打断了腰，自然就“挺”不起来了，佝偻着腰抑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正太硬”。打残他的身体，却打不挎他的精神。白嘉轩具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他从不向困难屈服、低头，任何挫折都打不倒他。白嘉轩是以“六娶六亡”出场的，“六娶六亡”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父亲带着遗憾去世，他却被种种流言包围，使原上再也没人愿把女儿嫁给他。遭匪抢劫被打断了腰，腰断以后；被他寄以厚望的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勾搭，以至最后父子分家；接着他最疼爱的女儿离家出走，与女儿断绝父子关系；一场大瘟疫夺去了妻子的性命。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倒下，他都挺了过来。他依然在维持着原有的生活秩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原上的人无不栗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唯独白嘉轩坚持不修庙，正如他自己所说：“白鹿村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喀！”后来白嘉轩力排众议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最终，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庙没有修成，塔却造成。在当时连白孝武都同意修庙情况下，白嘉轩却能坚持造塔，这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和意志。这一系列的事件，充分体现了白嘉轩性格的刚强、坚毅的特点。与白嘉轩的坚毅、刚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怯懦。当岳维山找他谈话后，他吓得不知所措，赶忙借儿子的势力壮胆。儿子被捕入狱，他竟然不知如何营救只是说：“活该！死得！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最后是他亲家冷先生救出了他的儿子。他受儿子牵连被捕入狱后，逢人便表白自己的冤情，以泪流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鹿子霖怯懦；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白嘉轩思想的核心是“孝”和“义”。他给儿子起名全以“孝”字行辈，强调的是“孝”，也显示出他是用“孝”去要求儿女。白嘉轩没有遵守“守孝三年再娶”的封建礼仪，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重要，看起来“孝”比其它的事情更重要些。“他坐在他老子生前的坐椅上用他老子留下的烟具吸烟，完全是为了孝道”。他每天晚上都向母亲问安，陪她坐一会聊一些家常事，这也是在尽孝道。白嘉轩思想中的“义”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义气”。他的“义”不同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义”，他的“义”主要是仁义。他的“以德报怨”原则是他的“义”的最好体现。黑娃曾经打断了他的腰，但当黑娃被捕时，他依然想法搭救他。在这里面对黑娃，他是用“义”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仁，也得以“义”对之。尤其是黑娃家与他家有数代交情，他更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施认报复。因而，直到解放初期，县长白孝文陷害副县长黑娃为反革命即将枪毙时，白嘉轩还多方奔走，想救黑娃一命。农协会员斗他游街，他反而为农协会员下跪求情；鹿子霖一直和他明争暗斗，当他被捕时白嘉轩依然帮助他。他允许浪子回头的鹿黑娃和白孝文回乡祭祖。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的人生信条。而作为农民的白嘉轩“他一生遵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信条。” “耕读传家”从来都是农耕文化和家族制度的规范之一，白嘉轩始终把它视之为治家、治族的根本方法。他家中门楼上镌刻的是“耕读传家”，两根明柱上的对联则是：“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他一生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把劳动当作了一种乐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不仅他自己把劳动当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而且还教育他的儿子们好好劳动。他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知道“啥叫粮食”。“学为好人”也是他的信条，因此他修学堂让族人读书；力排众议，让女儿读书；敬重读书人朱先生。白嘉轩是中国农民中那种通过自身实践而获得传统文化素养，敢于直面现实，又敢执著于理想人生，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人格典范。是农民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的灵魂中，有一种生发拓展生存价值并使自己向更高层面整合的顽强。他上遵祖训，一以贯之。一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把白鹿村建成仁义白鹿村。因此，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世事怎样变迁，他都能冷眼旁观，漠然处之。他有自己的信条；做正经的庄稼人。他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斗争，不向任何势力靠拢。只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如果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是革命者的农民，《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建设者的农民，《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开拓者的农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是奋斗者的农民，那么《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却是一个有着实实在在恒定生存价值的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白嘉轩也不例外。白嘉轩的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直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和规范的反动和保守，按照陈忠实的话说就是“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他不让有着诚挚爱情的黑娃和小娥进祠堂，坚决支持鹿三开除他们夫妇的族籍。小娥冤死后，在一场所谓的由小娥引发的瘟疫中，白嘉轩竟然指使人将据说是小娥化身的蝴蝶统统抓住，用火烧死压在龙潭墙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发现孝文与小娥的所谓“奸情”后，对他们二人进行了一顿令人心惊的“刺刷”，并与儿子断然分家。白嘉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人性为代价的。他娶过七位妻子，却没有真正的爱情；甚至前六位妻子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享受过与儿孙的天伦之乐，有的只是封建道德说教。他喜爱自己的儿子，“却说不出亲热的说也做不出疼爱亲昵的表示。”“他几乎没有背过抱过他们，更不会像一般庄稼汉把儿子；架在脖子上逛会看戏了”。他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白嘉轩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丧失了人间最重要的两种真情——爱情和亲情，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封建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白嘉轩大姐对白灵说的一句：“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说出了他遭受精神打击的根源。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绚丽的一章，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与保守。正如陈忠实所说：“白嘉轩，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心态仍然在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的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灭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
总起来说，白嘉轩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不仅仅体现在六娶六亡、儿子叛逆、爱女出走，丧母亡妻、遭匪断腰等一系列的他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苦痛，而在于他所坚守的东西，是注定要灭亡的东西，是注定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4](P23)而白嘉轩却偏偏看不到自己所坚守中的东西是注定要灭亡的东西，他以自己刚强、坚毅的性格继续去坚持自己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白嘉轩怀抱仁义信念，想把白鹿村建立仁义白鹿村。失为此，他修祠堂，办学堂让族人读书：颁布《乡约》，规范族人行为；惩办赌鬼、烟鬼，让人引以为戒。白鹿村出现了一派秩序井然的景象，按白嘉轩的理想发展之时。白鹿原却出现了斗争，战乱使仁义白鹿村的发展失去了外部环境。到了后来大抽壮丁，他不得不对族人说：“各位父老兄弟！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一个人有着理想，理想中有着合理成份，其理想却无法实现，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白嘉轩有着自己的信念，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拒绝出任国民党的乡约，也不让儿子去当甲长，只是按他的人生信条去做事；去维护他所坚守的东西。可是，到了最后他却无所事事，只能通过续家谱来打发日子。这对白嘉轩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白嘉轩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培养出了自己合格的继承人——白孝文。白孝文却背叛了他，正是背离了那种文化的白孝文，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了解放后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而白嘉轩对儿子的县长却认为是换得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孕育的结果，却看不到是儿子背叛的结果。白孝文回乡祭祖“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白孝文回家主要是为了夸耀自己，并不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更不是为了重新过以前那种生活。“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白孝文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而这对白嘉轩来说却是一个悲剧，如果白孝文按照他所教育的那样循规蹈矩的生活，那样的白孝文也仅是一个合格的封建族长而已。白嘉轩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进步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的世界制度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嘉轩的悲剧是他所属阶级的悲剧，是一种制度的悲剧。
【篇二】陈忠实与白鹿原
《白鹿原》备课参考1(人教版必修备课资料)
一、主要情节与主题
《白鹿原》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与以往的作家不同，他没有把我国近现代历史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没有把人物简单地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而是紧紧抓住白鹿原上“白鹿”家族，紧紧抓住这一家族的族长──白嘉轩，并赋予了他宗法家族那种强大的道德力量，让他与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等人在矛盾冲突中，一同走过改朝换代、军阀混战、农民运动、国共分裂、年馑与瘟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而表现出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让人自觉地认识到无论宗法社会所蕴含的道德力量有多么强大，它都必然走向崩溃。
《白鹿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作者始终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安排情节。小说伊始，便写白嘉轩“前赴后继”地娶妻，这种情节似乎有些生殖崇拜的意味，但须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生子以成家业，正是宗法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土地是农耕文化的第一要素，在娶妻生子的同时白嘉轩就换地、置地。为此还不惜与鹿子霖发生冲突，后来还是朱先生一纸书信和平解决了此事，并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美誉。如果说翻修宗祠是“继往”的话，那么开办学堂便是“开来”了：这两者恰恰是宗法社会道德之本和教育之基。小说至此，“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
改朝换代了，“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虽然有《乡约》约束着白鹿村，但约束不了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村里成立了乡约，田福贤、鹿子霖作为道德力量的对立面登场了。遵循着“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的信念，白嘉轩“鸡毛传帖”，发动了“交农事件”，赶走了史县长。鹿三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让白嘉轩不由得竖起大拇指：“三哥，你是人！”
“白腿乌鸦”兵开进了白鹿原，鱼肉乡里。这段时间，白鹿原的新一代也成长起来了：黑娃外出打工，带回了田小娥，白嘉轩不允许他们入祠堂，二人便住在村外的破窑里；鹿兆鹏被鹿子霖逼着结了婚，后来回镇上当了校长，看到“白腿乌鸦”兵义愤填膺，便伙同黑娃等，火烧了白鹿粮仓；白灵挣脱家庭锁链，到县城读书，并与鹿兆海一起参与了学生运动，二人还约定着分别去投奔国共两党。
“白腿乌鸦”兵撤了以后，鹿兆鹏共产党的身份得以公开，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黑娃在鹿兆鹏的鼓动下参加了“农讲所”，回原后成立了“白鹿区农协筹备会”，掀起了一场“风搅雪”：铡了老和尚，占了祠堂，砸了石碑，毁了“乡约”，甚至批斗起了田福贤。国共分裂后，田福贤进行了血腥的复仇，鹿子霖投靠了田福贤，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不遗余力地恢复白鹿原的传统与稳定。黑娃逃离，先是做了习旅长的贴身警卫，兵败后便做了土匪。田小娥受不住压力，在鹿子霖的诱骗下失身于他，并在鹿子霖的唆使下，把白孝文拉下了水。“忙罢会”之前，黑娃带了土匪抢劫了白鹿村，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杀死了鹿泰恒。白灵加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却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被揭露出来，白嘉轩在祠堂里用刺刷惩罚了他们，并强行把白孝文分了出去。田小娥晓知事情原委之后，断然与鹿子霖绝了交，而接受了白孝文。
《白鹿原》一场大旱带来了饥馑，考验着白鹿原上的每一个人。白嘉轩的求雨也没有什么结果，不少人都绝望了。白孝文卖完了地又卖了房，还饿死了媳妇，却能和小娥患难与共，后来竟还抽上了鸦片。在将要饿死的时候，鹿子霖推荐他加入了县保安大队。鹿三看不过白孝文的沦落，认为田小娥是罪魁祸首，便趁夜色把她杀了。黑娃得知此事，连闯鹿、白两家，鹿三杀人的事，就这样被白嘉轩一家知道了。白嘉轩质问鹿三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事？
鹿兆鹏被捕后，冷先生用尽全部积蓄救下了他。但他却并未远走，而是不断发动武装，开展斗争，几经反复，和当了土匪二拇指的黑娃见了两面，并试图鼓动他们参加红军。白灵违了婚事，逃出家门，白嘉轩非常生气，“只当她死了”。白灵和鹿兆鹏在白灵姑父皮匠家里会面了，便一起除奸惩恶，战斗中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
白鹿原上，年馑之后是场大瘟疫。患上的人都上吐下泻，鹿三的女人和仙草临死前甚至还梦到了田小娥的诉苦申冤。后来，鹿三经常被小娥的冤魂附身，当众道出了事情真相。这样，原来的破窑便成村人膜拜的神地，甚至有人主张为小娥修庙塑身。而白嘉轩再次显示出他的硬气，力主火烧小娥骨骸，并在破窑上建造了一座六棱砖塔来镇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灾害过后的白鹿原一片死寂。
而后，抗日战争爆发。白灵和鹿兆鹏策划、发动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白灵怀孕后，鹿兆鹏委托弟弟鹿兆海护送她到了陕北。在陕北，白灵因革命队伍的内讧被秘密活埋了。远在家乡的白嘉轩、白赵氏、朱先生都不约而同地做了个相同的梦。鹿兆海所在的十七师在中条山重创日军，在抗日战场上没有牺牲的他，却在北山围剿红军的时候被打死了。黑娃所在的山寨内部出现了内奸，白孝文适时出面收编了这股土匪。鹿子霖受鹿兆鹏的牵连进了大狱，家人为了营救他，把门房和门楼又卖给了白孝文。鹿子霖释放回乡后得了田福贤的好处又到联保所供职了。
黑娃娶了知情达理的女人，帮他戒掉了大烟，还转心向学，被朱先生收为关门弟子，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决定回乡祭祖。白嘉轩亲自主持了黑娃的回乡仪式。鹿三在原谅了黑娃之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给世人留下无数传说和感叹。
抗战胜利了，岳维山们帮着敛财抓丁。《滋水县志》终于付印了，须发皆白的朱先生了却最后一桩心事，平静地走了。黑娃在韩裁缝和鹿兆鹏的策反下，成功起义，功劳却被白孝文窃取。一年后，白孝文处决了黑娃。新政权，是由白孝文主持县政。
小说的前五章写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的常规，“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从第六章开始，作家就着手设置境遇了。第一个境遇是改朝换代。白嘉轩说：“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朱先生为这位群体领袖（族长）拟定了一份《乡约》，似乎有了群体规范就可以保证稳态。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于是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交农”虽说是群体对外界社会的抗争，但这事件中每个人都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种因。事件过后，初级群体在内部蕴蓄着，主要是新的一代在新的形势下成长，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都在与外部社会接触中进一步社会化。从第十一章开始，作家设置了第二个境遇：白腿乌鸦兵围城。在围城事件中，白鹿原社会群体尽管仍作为一体来同外界社会抗争，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不同斗争方式上预示了群体的分化。接着是第三个境遇：农民运动及国共分裂。至此，群体已分化出三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与土匪。白嘉轩作为族长尽管还在不遗余力地恢复群体的稳定，但已经回天乏力了。接着是第四个境遇：年馑与瘟疫。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小说最出色的十章，大自然的参与加剧了社会的变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年轻一代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行动，群体中每一个人，包括此前被置于后景上的妇女都在灾难的漩涡中打转浮沉。自然灾害过后一片死寂，群体的创作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又被卷入社会灾难的漩涡。第五个境遇是抗日战争。大概由于西部未曾沦陷，作家才没有对此展开描写，只是用反讽手法写了朱先生投军与兆海之死。第六个境遇是解放战争。这最后的五章写得也很动人，尤其是卖壮丁与策反保安团，写得有声有色。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也决定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命运，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的归宿。不难看出，结局中笼罩着悲剧气氛，我认为作家这样写是非常聪明的。朱先生的死，黑娃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以及鹿兆鹏的下落不明，共奏出一曲挽歌，似在挽悼旧的白鹿原的终结。
（选自薛迪之《评〈白鹿原〉的可读性》，《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综上所述，《白鹿原》所构建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不是仅仅由对立的两种力量，而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扭结合力的脉动。表现在原上的这些力量原本都是乡党，有些还是小时的玩伴，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才逐渐分化的：白嘉轩和他的“精神之父”固守着宗法传统和道德精神；鹿子霖投靠田福贤成了鱼肉乡里的帮凶；鹿兆鹏、白灵背叛家庭走上了革命；鹿兆海参加了国民党；黑娃更是长工、农运骨干、习旅警卫、土匪头子、保安团营长……角色几经变化，精神也几度波折，最后归于传统，成了起义的主要策动者、人民的副县长；白孝文注定要被培养成族长继承人，没想到却堕落成浪子，即将饿死的时候被鹿子霖荐到保安团，当了营长，被裹挟着起义却成了县长。可见，这种分化不是生来就注定的，而是由形势、各自的思想文化状况、性格和各种非理性因素甚至是偶然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进程难以预料，结果往往和初衷相反：白嘉轩的传统理想终成泡影，鹿子霖机关算尽人财两空，鹿兆鹏下落不明，一心革命的白灵被革命队伍处死，投身抗日的鹿兆海却在进攻红军时战死，黑娃变为好人了却被镇压，白孝文这个不肖子摇身一变成了新中国的县长。
小说既没有对历史作脸谱式的道德评价，也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它是从多元复合的历史观出发，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都是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的。白嘉轩似乎是传统道德的守护者，得到作者相当的肯定，但透过黑娃的嘴指出他的腰“太硬太直”，通过白孝文的经历谴责了他那颗缺少天伦之乐的心；鹿子霖由于根基太浅，常常有些见不得人的举措，但他和蔼平易，内心也常常掠过不安与羞愧，并不是十足的恶棍。在子女求学的问题上，更表现出了鹿子霖的开放和白嘉轩的保守。好人不是全好，坏人也不是全坏，而是立体丰富的真的人。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白嘉轩
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是几千年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作为白鹿家族的族长，他处处不忘自己的身份，处处以传统道德规范着自己，约束着别人。他严格按照族长的标准培养长子孝文，在发现儿子的奸情以后，他不顾众人的哭劝，在祠堂里当众施行严厉的惩罚，并断绝父子关系；他对叛逆者小娥的处理就更残忍了，支持鹿三开除小娥夫妇农籍、撵出家门不说，还先后两次毒打受骗失足的小娥；就是在小娥冤死化鬼欲讨回公道而村民们都已屈服时，他又火烧骨骸、建塔镇压。他律己更是严格：明明喜爱孩子，却从来不抱一下；孝文堕落后，他毫不犹豫地赶出了家门；白灵逃婚闹革命，他就当她死了，不再认这个女儿。甚至腰伤刚好就吼着秦腔下田犁地，宣告着自己精神的坚强和胜利。但同时，他还以“父亲”般的胸怀呵护着白鹿原──这主要体现在以德报怨上。如果说他对赌徒和烟鬼的处置严厉中透着恩威并用的话，那么他对回头逆子白孝文的接纳，对多有龃龉的鹿子霖的营救，则好像父亲对自己不肖子的宽容一样。尤其是他对伤风败俗的、曾落草为寇的、并打断过自己腰的黑娃的态度，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试想当他得知黑娃已翻然改悔，打算认祖归宗，说出那句“凡离开白鹿原的男人，最后都要回来的”，内心是何等的愉悦，精神是何等的超越！可见，在白嘉轩那高尚精神的外衣下，无论“宽”还是“严”，其出发点只有一个，那便是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宗法精神的高扬。
我国古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武器有两种：一是政统，一是道统；政统重在政权强制，而道统却重在精神奴役。较之政统，道统有着一种忧患意识，常常对政统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像孟子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而它也更具有迷惑性。作为传统道德精神的代表，白嘉轩和朱先生一样，都对任何政权、政治集团和政治斗争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姿态。尽管政治从来也没有放过他，可他却能独守精神情操，不谋取任何职位，也不染指任何政治斗争，一心只想着“耕读传家”。平生仅有过的一次政治事件──“交农”，也是农民自救的意识，而且是以“反昏君是大忠”这样的道统观念为出发点的。
无疑，白嘉轩严以律己，坦荡为人，立得端，行得正，他的精神是坚强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高尚的。但是，正是这种坚强与高尚，掩盖了其本质上的保守性。他一贯重视教子读书，教族人读书，但内容必须是孔孟儒学，对于新学，他本能地拒斥，这与鹿子霖积极支持儿子求新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瞧不起鹿氏祖辈的手艺出身，认为那根基太浅、德行太薄；更不用说他对黑娃、小娥真情婚姻的压制了。这些都足以说明他思想是多么的保守、封闭、顽固，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就是这样深埋在高尚精神之下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深刻理解白嘉轩，不能深刻地理解《白鹿原》。
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他是《白鹿原》的第一主人公，也是作品中白鹿两个家族的族长。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完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的程度，以至于有些论者误以为作者对他持完全认同的态度。但是作品的非同一般恰恰在这里，在他的刚直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的现象下面，却是一整套坚固的封建文化信条，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家族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的两个儿子和鹿子霖的两个儿子一起上学读书，鹿子霖想让儿子读书识字到外面闯世界，他却很早就让两个儿子回到身边，走耕读传家的道路。他先按照一个族长的标准，培养长子孝文接班，在孝文与小娥的奸情被发现后，他气得昏过去，并不顾众人的哭劝，当众施行严厉的惩罚，断绝父子关系，在孝文以后，他又按照自己的面貌将二儿子孝武培养成家族文化的忠实奴隶。他对叛逆者小娥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他在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时的残忍，先是支持鹿三对小娥夫妇开除农籍，既而又先后两次对受人诱惑而失足的小娥用刺刷毒打，小娥冤死化鬼想讨回公道，他又建造七级砖塔镇压。在砖塔奠基时，他又让人将据说是小娥化成的蝴蝶统统抓住，压在塔下，完全一个扼杀白娘子美好爱情的法海和尚形象。他容忍后来的黑娃和白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很容易被人理解为这个族长的宽厚，其实不然，那是在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程度的悔过之后。“凡离开白鹿原的男人，最后都要回来的。”正是这些家族文化的回头浪子，给了白嘉轩这样的自信。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嘉轩是家族文化的自觉的维护者，个人人格的完整与强大，更增加了这种文化的欺骗力量。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
强烈而自觉的族长意识是支撑他笔直的、挺直的腰板的精神支柱。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就是乡规村约，以致从街上走过，喂奶的媳妇们纷纷躲避。白嘉轩真诚地恪守着他信奉的道德律令，用以律人，更用以律己。因此，他与形形色色的伪道学家形成对照，与阴毒、淫乱而懦弱的鹿子霖更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给了他精神上、道义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自尊，也驱使他在制定和顽固推行乡约村规时，专横僵硬到绝情的地步。是他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是他下令杖责小娥，又亲手杖责并驱逐了儿子白孝文，是他不再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背逆人类天性的封建道德的凶残暴虐在这里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耕读传家”从来是农耕文化和家族制度的规范之一，白嘉轩始终把它视为治家、治族的根本方略。先来看“耕”，他早年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但他终于退守朱先生的教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坚持只雇一个长工。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毫无松动的经济原因在这里可以找到它真正的答案。再来看“读”，白嘉轩一贯重视教子读书，教族人读书，但这必须是孔孟儒学，对于所谓新学，他天然地持怀疑、拒斥态度，这些都足以反映他思想中保守的、封闭的、顽固的一面，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是怎样制约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选自李星《世纪末的回眸》，《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白嘉轩是个复杂的艺术典型。作品写他“命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突出描写了他仁义为本的人生观。作为封建阶级的人物，他却组织“交农”反抗国民党横征暴敛；他跪在田福贤面前为被捕的农协骨干求情；“四一二”政变后田福贤还乡他又是惟一不低头问候的一个；国民党叫他儿子当甲长他则以进山躲避来对抗……这一切并不是这个人物的“革命性”的表现，而是他“顺时利世”“学为好人”和“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等儒家观念支配的结果。他身上浸透了儒家文化的液汁。“仁义”是他的生活信条，他修祠堂办学馆，对长工鹿三的兄弟情谊更真挚动人。他以正祛邪、以柔克刚、以德报怨，出于他对自己生活信条的自信。他对打断他腰的黑娃和长期与他较量的鹿子霖的营救，完全出于他不计个人恩怨的至诚。他门上刻的“耕读传家”，更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所以他腰刚好就吼着秦腔欢快地下田犁地。他正直自守，定下的族规乡约不仅律人、更以律己，他杖责淫乱的小娥，更狠鞭孽子孝文。他又有着坚毅的个性，是个“想得出做得到一马跑到头不拐弯的冷硬心肠”。他咬钢嚼铁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尊和威严，正是这种端直倔岸的脊梁，支撑了白鹿原，也支撑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大厦。但是他又毕竟抗拒不了自己家族的不幸，最后他不仅永远佝偻，而且连眼睛也因“气血蒙目”被挖掉了。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命运，唱出了一曲深沉的挽歌。
（选自蔡葵《〈白鹿原〉：史之诗》，《〈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鹿子霖
封建社会中能出人头地的，如果失去了白嘉轩身上的精神力量，就只好沦落为代表着封建政统力量的鹿子霖了。鹿子霖牢记“勺勺客”老太爷“中举放炮”“让人侍候你才算荣耀祖宗”的遗训，热中于出人头地，做不了族长，就只有走仕途了。通过钻营，他终于当上了十个村庄的“乡约”，便与田福贤沆瀣一气，倚势恃强，鱼肉乡民。因为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便表现为顺利时小人得志，倒霉时心灰意冷。他淫乱成性，长得像他“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坐三四席。他乘人之危霸占小娥，又唆使她勾引、报复白孝文，暴露了他下流恶毒、不择手段的本性。或许正是因为他的根基浅、德行薄的缘故，较之白嘉轩，他更有人情味，为人平易随和；或许正是他的不安现状和钻营向上，对新生事物接受起来比白嘉轩要快得多，因而显得较为开明一些。丧失了精神力量，便只有谋取物欲的满足；一旦再失去这些，他将一无所有。如果说白嘉轩最终还能赢得一些尊重的话，鹿子霖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了。
鹿子霖是宗法家族制度和思想的维护者和破坏者。作为勺勺客的后代，他始终牢记“让人侍候你才算荣耀祖宗”的祖训，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根据白、鹿两姓创始人的决定，他无缘充任白鹿家族族长，强烈的忌妒心推动他千方百计另寻他法以压倒白嘉轩。小说紧紧抓住他的这一隐蔽的思想动机写他怎样在修祠堂、办学、修围墙中大显身手而博得村民的赞赏，怎样策划由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给白嘉轩以精神上的打击，怎样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拒绝为田小娥修庙等事件中向白嘉轩长跪不起，既收买人心又使白嘉轩难堪，怎样几次三番投靠田福贤，利用机会中饱私囊。他阴险狡诈又为人平易随和，他贪得无厌却又常常解囊助公。和王熙凤作为贾府封建传统的维护者和破坏者一样，他和宗法家族制度及思想关系也是一身而二任的。他的结局也带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色彩。
（选自赵祖谟《多重视角下的历史脉动》，《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追忆
【篇三】陈忠实与白鹿原
2016年5月最新高考作文素材长安犹存白鹿原 人间再无陈忠实陈忠实与白鹿原
长安犹存白鹿原 人间再无陈忠实
“一部《白鹿原》，半部民国史；都言作者痴，倾情黄土地”。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去世，中国文坛一颗巨星陨落。“长安犹存白鹿原，人间再无陈忠实”，网上层层叠叠的蜡烛，那是祝愿老先生能乘坐白鹿继续凝望三秦大地。陈忠实与白鹿原
《白鹿原》是陈忠实最为人熟悉的代表作，被誉为“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斑斓多彩又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村画卷”。广博的视野，厚重的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时空，个性鲜明的人物，充满生活情趣的民俗……文字里流淌的是千年文人的求索，记录的是民族不屈的精神。
好的文学作品，就好像在盛夏的傍晚点上一堆柴火驱赶蚊子，坐在村边石头上听老人讲故事，回味悠长。《白鹿原》是一部史诗，“宛如一首绵长的歌，凄婉而悠长”。一网民说，“初中时读白鹿原一知半解，大学时候重读白鹿原，终于读出了历史的厚重”，“感谢您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作品”。
苦难是一笔财富，它能磨炼人的意志。“能享福也能受罪，能人前也能人后，能站起也能圪蹴得下，才活得坦然，要不就只有碰死到墙上一条路可行了。”《白鹿原》里这段话到现在还依稀记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饱经风霜的人，没经历过穷困的人，没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没经过痛苦思索的人，写不出雅俗共赏的《白鹿原》。
文学之路，是许许多多人的青春梦想，从来不会是平坦的，充满了荆棘。陈忠实是一个从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农民作家，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踏过泥泞五十秋”。他上初中之后才读到第一本小说，高考落榜之后参军无门，只能选择当农民。在用绳子捆扎的破旧桌子上，他做着自已的文学梦。没有清醒的头脑，再快的脚步也会走歪；没有谨慎的步伐，再平的道路也会跌倒。只有意志坚定且永不停步的人，才有“诗和远方”。
人生之路，有坦途也有陡坡，有平川也有险滩，有直道也有弯路。上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正如陈忠实所说，“在锻炼自己承受痛苦的心理能力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成就我的艺术理想，也成就我的人生理想。”他的成功之路告诉青年，只有变挫折为动力，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能描绘出精彩的人生。
陈忠实曾饱含深情地写道，“我家乡的灞河以柳树名贯古今，历代诗家词人对那里的柳枝柳絮倾洒过多少墨汁和泪水”。正是深深扎根这片黄天厚土，吸吮着家乡白鹿原的鲜美乳汁，陈忠实才写出接地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一部可以“盖棺垫枕”的著作《白鹿原》，让他没有羁绊，没有遗憾。
陈忠实常说：“生活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如果一味地向高标准看齐，就会消磨自己的意志。粗茶淡饭、五谷杂粮最养人，衣着朴实最惬意。”文品透着人品。一生粗茶淡饭，一身陋衣布履，铸造一部不朽的《白鹿原》。文坛又少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巨星。灞柳伤别白鹿原，陈老一路走好。（王德华）
【篇四】陈忠实与白鹿原
书评：陈忠实《白鹿原》赏析
《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前半部，当月西安《当代》杂志脱销，钟楼邮局是当时西安最大最全的期刊杂志销售点，那里有一个名字很长的登记表，预订1993年第1期《当代》杂志。1993年4月中旬，西安广播电台开始连播《白鹿原》，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栏目开始连播，七八月份小说上市时，形成了热销的场面，陈忠实体验到了签名签到手软的感觉，那天，早晨8点左右赶到书店，看到一眼望不到尾的长队，他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头也不抬地签着，直到太阳西沉，只有中午简单地吃了点午饭。那个曾经在《陕西日报》门外惶恐徘徊的农村青年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能看到沉甸甸的《白鹿原》，看到这涌动的人群，会怎么说呢？父亲那《三国》、《水浒》的参照，依然令他畏怯。
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讨论会在北京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举行，张锲、屠岸、朱寨、严家炎、蔡葵等六十多人参加。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转来了书面发言。
1993年10月20日，西安召开了《白鹿原》作品研讨会，何启治专门赶到西安参加。
1993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特殊的、有意义的一年，“陕军东征”成为抹不去的一页，《白鹿原》之外，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相继在北京的4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一种陕军东征的合力。其中以《白鹿原》和《废都》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废都》的命运遭际很复
杂，此处不作详述。《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12篇）、《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4篇）、《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3篇）等期刊相继发表系列文章对《白鹿原》展开解读阐释和批判。冯牧认为《白鹿原》的成功“给严肃文学带来了希望。”雷达说：“《白鹿原》的出现，给当今寂寞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告诉人们，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社会良知的作家们，也役有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评论家白烨专文对这些热议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说：
我觉得《白鹿原》是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因此避讳使用“史诗”，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从清末写到解放，历史跨度有半个多世纪，虽然主要写白鹿两家，但由此联结的根根须须却异常的丰紧，比如由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表现了悲怆国史，由不同的文化心理的较量表现了民族心史，由有关的性爱的恩恩怨怨表现了畸态的性史。整个作品便由这各具内涵的线索交合沟连，构成了一部气度恢宏的“民族秘史”。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具有如此丰瞻而厚重的史诗品味，我以为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它在结构方式上以人物命运为单元，以历史性的事件为线索，分合得当，宏微相间。语言表述上把关中方言与书面语言相杂揉，铿锵有力，有滋有味。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有人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还有人认为是当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还有人认为是现代时期以来最
好的长篇之一。层层递增，不一而足。这些看法都有所本，并非无稽之谈。说它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少有在史志意蕴上如此丰厚隽永的作品;说它是当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当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化合中西艺术上如此自然老到的作品;说它是现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现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上如此深沉锐利的作品。
谈到阅读感受，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画家范曾恰旅居法国巴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白鹿原》，不觉大惊，大喜，慨然写到：“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并赋诗一首：
“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蛾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卮。”
1996年夏，范曾应陕西作家雷电之请，手书此诗及小注（落款：乙亥年抱冲斋五十翼范曾于北京），由雷电转赠陈忠实。海外评论者梁亮认为《白鹿原》“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读者来信更是数不胜数，一位石家庄的读者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
吗？”陕西作家方英文曾在文章中讲过一则关于《白鹿原》的段子。说是两个闲人在西安街头打架互撇砖头，其中一人接住砖头一看，厚厚的，一本《白鹿原》，随揣入怀中，撒腿就跑，一场争斗随之化解。可见小说当年的影响。陕西长武县农民任安民八十多岁的父母对《白鹿原》非常喜爱，但因年老眼花，看书很吃力。孝顺的任安民就用毛笔小楷手抄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供父母赏读。不料父母未及读完就先后去世。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得知此事，鼓励任安民将小说抄完。任安民花了五年时间将小说分三十四册抄完。2004年8月，该手抄本经陈忠实题写书名，按原貌出版发行，并被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收藏。一时传为佳话。
赞誉之辞不可谓不多，而非议之辞也的确有点吓人，有人指责《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传说有人要“封杀”它等等。有的文章从单纯社会、政治角度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里所据以评估《白鹿原》的，与其说是文学创作的尺度，不如说是历史问题决议的尺度。其它诸如：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等，这些说辞还颇有依据，即陈忠实依傍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官位，利用体制资源私下“预定”写作，作品是靠媒体炒作具有了新闻价值，是商业运作的结果。陈忠实是1993年6月开始担任陕西作家协会主席职务的。还有传说《白鹿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又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文学由此走向世界等
等。实际情况是：《白鹿原》出版后并没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从未在新闻联播中“向全世界宣布”过。几年后的一天，即1998年4月20日，陈忠实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何启治后来回忆说：“从1992年到1999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和《白鹿原》一书的终审人以及责编之一，我从来没有见到上级领导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的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重印着，照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
1993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称：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写历史不能老是重复于揭伤疤。《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这两部长篇被列为影视禁拍作品。（1）200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从陈忠实手中拿到电影拍摄权，几番周折，电影《白鹿原》终于在2010年9月开机，投资1亿元。《废都》于2010年解禁后，影视改编权旋即被金球影业以100万的价格买下。
陕军在中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作品“莫名其妙地迎接着一轮又一轮的打挤，有些居于台前，有些居于幕后，飘飘忽忽，忽风忽雨，不许宣传又不给定性。这情形就像一帮子优秀选手，已经在跑道上开始了冲刺，有些已经冲到了前列，观众席上一片掌声，人丛里国旗飘扬，连外国人也扑上来拥抱握手，而我们的领队却因为自己昨夜
【篇五】陈忠实与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
陈忠实的小说之艺术创作特色探析
内容摘要：陈忠实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小说的杰出代表者，在他的小说创作史 上，即创有短篇小说、又创又中篇小说、还创又长篇小说。而对于这些小说的创作特色我们却是知之甚少，本文就其小说的创作特色，分别从短、中、长篇三个方面进行了逐一的分析 关键词：传统文化 旧有文化 新生文化 农村生活
《白鹿原》这部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巨著，是由陈忠实这位为国内外诸多读者所赞誉的人民作家所写的。自1965年初陈忠实发表了处女作以来，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乡村》、《初夏》、《四妹子》、《天折》、《蓝袍先生》、《地窖》等；论文集《创作感受谈》；散文集《生命之歌》；长篇小说《白鹿原》、以及《陈忠实文集》5卷、《陈忠实自选集》3卷和各种选本30余种。在他的创作生命之中，无不体现着他对文学创作的激情与冲动，他的思想情感和人生观，总能与勤劳朴实的最基层的广大劳动者相结合，其艺术创作的宗旨是关照农民。而他对农业文明的审美把握和特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特色，则构成了他强烈的艺术创作的色彩。
下面我们就从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三个方面的艺术创作特色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对短篇小说的艺术创作的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陈忠实的作品创作特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宁静的性质，有杜诗笔下的春风细雨，随风而来，润物无声的意境。写小说的陈忠实有如田间老农，慢慢的细细的埋头干自己的活。他从不慌张，不满世界语惊四座的发表自己的文学宣言和主张。他像冬日里的一株苍劲的老梅，而不是春风里舞姿婆要的柳树。沉静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面对文学的基本姿态。他对文学有一种忠诚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与文学保持着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也使他能够在缓慢艰难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①纵观陈忠实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从创作的早期到现在，陈忠实地创作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如果说，陈忠实创作初期的小说，只是对当下时事做表象化纪录，而缺乏对文化背景的关注和叙写，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陈忠实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关注特定的文化构成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对人的性格、命运的影响了。他开始叙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叙写那些制约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夜之随想曲》中，主人公“我”与“他”的思想意识的不同，实则就是两种制约人的意识和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技术员，工资只有三十九，对自己的孩子在经济上从未有过“许可”之时，总是对自己的生活的环境不满。“他”是城里的干部，下乡抓点来了，工资是我的四五倍，但却总是对城里的生活不满足。，对小孙女的生长环境不满足。由于“我”和“他”是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意识，而这些意识又制约“我”和“他”的想法。所以陈忠实最后借“我”的口说出了他的结论：“人永远都在不满中叹息。”其实不论是“我”和“他”，在这两个人物的对白之中所体现出的正是陈忠实的艺术创作的特色所在——因为他要表出他的创作主旨，即关注特定的文化构成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对人的性格、命运影响，正如陈忠实在《创作感受谈》中所说的那样“观察生活，无疑是我对文学领域里诸多命题中接触最早的几个基本命题之一”。也就是说，在陈忠实的短篇小说的创作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心，对创作时所表现出的主旨的成熟。
记得陈忠实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文学是个迷人的事业，入迷是抛开了一切利害得失的痴情”。由此可见，陈忠实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忍受多大的寂寞。但是作为像陈忠实这样的大家，则在寂寞的生活中培养锻炼出了自己直接把对生活的观察变成准确的形象的能力，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我想他很难向读者提供哪怕是一句鲜活的具有生活力的语言。特别是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在他的雪国中所描写的雪是那么的迷人、色彩变换、动静结合、情态适中，读起来真叫人心矿神怡。陈忠实就是在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之后，“才感受到了自己绘景状物时的平庸和单调，才感
受到了自己观察时的粗疏和迟钝”②由此可见，陈忠实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多么的严格，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必要的自然风景的描写，必须是我曾经见过的景致，必须写出独自观察中的独特发现来，否则宁可不写。”在我读过的陈忠实地几篇短篇小说之中，我觉得在《毛茸茸的酸杏儿》的自然景物的描写是最让人我难忘的，例如：“灿烂的夕阳给那黄土塬坡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即使那些寸草不生的丑陋的断崖和石梁，此刻也现出壮丽的气势”。这一句话读来让人难以忘怀，作者将夕阳与黄土塬坡断崖和石梁结合，让这四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又如陈忠实写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会面前的一段自然景色时，更是读来让人回味：“夕阳的红光还在坡顶的树梢上闪晃，沟底已经湿的有点幽暗了。同一条沟道，朝南的阳坡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株榆树。干焦萎靡，像贫血的半大娃子。朝北的阴坡上，却是一片茂密的山林。刺槐密密层层，毛白杨杆粗冠阔，椿树和楸树夹杂其中，竞争拔高，争取在天空占领一块更加宽大的空间，领受阳光”。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读来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由此可知，陈忠实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已经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其实，在陈忠实的创作生涯里，短篇小说的环境描写，已经是具备出神入化的水准了。 综上所述，陈忠实的短篇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以写制约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为主的，同时他把自然景物的描写作为了艺术创作的手法之一。
第二、是对中篇小说的艺术创作的分析；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主要是以写农村生活为主的，如《康家小院》、《最后一次收获》等，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他以写女性命运为题材的小说，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四妹子》。在陈忠实的所有中篇小说中我最推崇的就数这篇《四妹子》了，可以说中篇小说《四妹子》是陈忠实在其所有的中篇小说中，最有韵味的一篇。它的情节曲折，时间跨度又大，所以它充满了打动人心的魅力。《四妹子》不仅在陈忠实的所有中篇小说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是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的收获之一。由于陈忠实的中篇小说数量较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分析几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看看它们的艺术创作的特色如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四妹子》的艺术创作特色；
《四妹子》是一部以反映陕北的自然、浪漫性质的文化形态与关中的方正、板直，甚至压抑的有些让人窒息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为主的一篇中篇小说。小说中的四妹子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和个性的表现，也是这两种文化形态间的冲突的反映。关中与陕北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四妹子这个具备陕北的自然、浪漫性质的文化形态的姑娘来到了关中这个方正、板直、甚至有些压抑的文化形态的环境之中，自然就会发生文化形态上的冲突。小说从四妹子相亲写起一直写到最后给四妹子分家为止，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都注意了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和冲突。例如：四妹子喜欢唱歌，走路也蹦蹦跳跳的，还喜欢与人来往。这是陕北人天性的自然流露，但是在关中却成了家里的一种禁忌。即“不准唱歌、不准嬉笑、不许和村里人说话、也不许在自家屋串大嫂和二嫂的门子”。⑧由于这种文化上形态上的冲突，致使四妹子感到孤独，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种憋得慌，于是陈重视理所应当的让四妹子这一形象开始了“反抗”。因此便有了后来的四妹子买鸡蛋去挣钱的故事，而她这种“出轨”的行为，让吕老汉意识到了四妹子这个陕北的异类身上所具有的可怕的东西：“失事召祸的女闯贼”。⑨最后四妹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虽然这一路走来有坎坷、也有平直，但是作者在创作时却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在陕北人的文化形态中一直奉承着乐观、坚韧的吃苦精神。陈忠实在这一创作过程中，还体现着另一层旨意，那就是通过批判关中已经板结的伦理文化和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反映造成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巨大差异的原因，即自然环境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四妹子》所反映的文化冲突是横向的话，那么《蓝袍先生》所反映的文化冲突则是纵向的。
其次是看看《蓝袍先生》的艺术创作的特色；
《蓝袍先生》的艺术创作的特色是“平行的”，也可以说是纵向的。这是因为在《蓝袍先生》中，陈忠实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向度是两方面的：一面它指向了旧有的、僵硬的、板滞的文化；一面指向新生的、任性粗野的文化。在本小说中，作者用徐慎行的爷爷及父亲代表旧有文化，他则是代表一种接受新文化的青年。在这里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因为作者认为文学是关注那些苦难、不幸、逆境中的人的命运，要从灵魂上来拯救他们。因而“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成了艺术创作的中占优势的问题”。⑨蓝袍先生的爷爷是最后一批秀才，由于时运不济，他成了私塾先生。然而他的传统文化的优点却没传给后人，但是在他身上的传统文化的方正、板滞却都传给了他的儿子。因而他的爷爷和父亲则成了中国旧有文化的守护者。然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所看到只有传统文化的僵硬、板滞，这种旧有的文化让人不由的想到了《米德尔马契》中的卡苏朋。蓝袍先生的父亲严格的执行着儒家文化的教条，并以此来教育他的儿子，致使儿子也终于成了一个坐馆的“蓝袍先生”。随着新生文化的到来，陈忠实终于让这种新的文化与蓝袍先生所固有的旧文化发生了冲突。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我想这可能就是作者本身的创作思想在作怪吧。因为在作者的内心深处是极其的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但是新生的文化又是无法阻挡的，所以作者只有将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反映在了蓝袍先生的身上了。我们从徐慎行的悲剧中可以看出旧有文化与新生文化间的表现形式不同，新生文化以强有力的方式主宰着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道德行为和伦理观念，并且这种新生文化一反旧有文化的僵硬、滞板，取而代之的是迅疾、猛烈。在《蓝袍先生》中，作者通过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来反映作者的创作特色。
最后我们来谈谈《康家小院》艺术创作的特色；
至于《康家小院》，其实也是一部以剖析女性命运为主的小说。书中的女主人公吴玉贤是个典型的传统女性，虽然她接受的是传统的文化思想，但是却做出了“反传统的事”，他向往爱情，但最后却被爱情毁掉了家庭。而故事的背景也是发生在了农村。《康家小院》与《四妹子》虽然都是写女性的小说，但是作者在塑造吴玉贤时，却没有写她的“贤”，相反，让人读来感觉她有点“不贤”。那么好的丈夫，却仍去追求什么爱情，真傻。我想作者之所以会这么写，也是出于作品的艺术需要罢，说实话，读完之后真不敢相信这是作者的艺术创作的内容之一。总体上来说,陈忠实的《康家小院》的艺术创作的手法是很成功的，因为他的背景仍然是农村，而故事又是农村里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在小说中作者用了一种对比的创作手法，就是用以前的事与现在的事发生比较，进而让小说起到了一种让人极其容易发生共鸣的文学效果。陈忠实与白鹿原
综上所述，陈忠实的中篇小说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以反映关中和陕北的文化差异为主要特色的。并且都是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题的。不论是《四妹子》还是《康家小院》都离不开农村，就连唯一一部以写工程师的作品《最后一次收获》也都是以农村为背景的。 第三、对长篇小说的艺术创作的分析；
纵观陈忠实的小说的艺术创作，其实是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形成的，而《白鹿原》则是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作了。
《白鹿原》是陈忠实花了十年的时间写成的。“《白鹿原》具有当代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史诗般的宏大气势，它不是史书，却有史书的价值。”③对于这样一本书，它的价值就好比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法国的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价值一样。陈忠实通过对黄土高原上的社会变迁为历史舞台，用文学的形势，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腥风血雨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近而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的与文化上的凝重思考”。在《白鹿原》中作者力求表现出一个民族的“血泪秘史”。作者用蜘蛛网式的结构将关中地区的五十多年的战乱史、风俗史及革命史等统统刻画出来，进而将他们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作者刻画出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朱先生、白嘉轩父子与鹿子霖父子、以及田小娥和黑娃。在他们的身上，作者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都发泄了出来。就拿田小额来说吧，作者将田小娥的总体形象写成
了一个悲剧式的、且让人同情的人物。她被鹿氏父子玩弄了身体和感情后，仍然听从鹿子霖的安排去勾引白嘉轩的儿子。当田小娥触及宗法问题后，鹿子霖非但不帮她，还落井下石，把她打成了重伤。等她伤势一好，鹿子霖便又将淫手伸向了她，而她呢？非但没有清醒而且还感激涕淋。可见田小娥的一生是及负悲剧色彩的。而在作者看来，之所以要写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是因为作者想让田小娥以一个女人的本能和本性去争取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形态。在写白嘉轩与鹿子霖两家时，陈忠实始终围绕一个“仇怨”来展开来写。说白了，就是白鹿两家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代代争斗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先看看作者是如何对白嘉轩进行艺术创作的：白嘉轩是作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后写出的一个人物。他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理白鹿村。他始终自诩为传统道德的维护者，当白嘉轩和鹿子霖第一次交锋时，则是白嘉轩略胜一筹，最后以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且周济李家的钱粮为结局，因此让白鹿村获得了“仁义村”的美名。但是作者再怎么去写白嘉轩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却总也无法摆脱那种儒家文化的“虚伪”，我们可以从白孝义的无生育能力，白孝文与田小娥的通奸这两件事上看出来。为了让孝义有后，他实施偷梁换柱。为了让孝文的丑事不影响家族的名誉，他毫不留情的对儿子实刑，并且将他赶出家门。而对“仇人”黑娃的所作所为，则更体现了他对构建传统文化环境的决心。其实陈忠实在写白嘉轩时，主要是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与糟粕都集中在了白嘉轩的身上。鹿子霖则是表现传统文化的糟粕、不恪守律令无耻的人物，作者在塑造鹿子霖时，将他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存在。鹿子霖是唯一在人格和品行上与白嘉轩不相上下的人，也是唯一可以在白鹿原上用财富和地位与白嘉轩相抗衡的人物。陈忠实对白嘉轩、鹿子霖的命运把握是相当成功的。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某些纯粹与圣洁。同时也发展了传统道德的蒙昧与荒唐，对此“文化研究者则认为《白鹿原》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反思力度，陈忠实不仅客观的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描绘了在本世纪前半叶的激烈动荡的年代里，传统文化屡遭挫折，不断退缩的历史轨迹”。④由此可见，陈忠实在对《白鹿原》进行艺术创作时，主要是以反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的。在这里作者有褒有贬，但是作者却塑造了一个集传统文化优点于一身的朱先生。可见在作者的心目中,即使再怎们写朱先生的冷漠，残忍，专制，狭隘，顽固和因循守旧，压抑人性，到最后还是会对其进行倾慕和赞赏的，即倾慕他的坚挺的人格精神，赞扬他的儒家的经世人德之风。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是由于作者对他理想化的，或者是半仙半道化的处理的话，那么在白嘉轩的身上作者的艺术创作则更是优为突出和明显了。⑤特别是当白嘉轩走向萎靡之时，作者对其更是掩饰不住的叹息和伤感。在这里作者将朱先生作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白鹿原》则是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的硕果。在作者看来，《白鹿原》要寻找的是儒家的文化的生命力的所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当读完整部作品之后，并因为白嘉轩的虚伪而厌恶他，相反我们到是对他的任义极其的佩服。而这一点，我们从白嘉轩对黑娃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陈忠实以这种眼光检阅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史中涉及有益的因素，阐明这样的观点，人永远面对是自己的心灵，一个民族也必须面对自己的传统，觅我所失。”⑥因为新时代的到来，是《白鹿原》中所有人都无法改变的。
综上所述，陈忠实在对长篇巨著《败鹿原》的艺术创作上主要集中在了对人物的所反映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上。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无论是从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反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思考”。⑦因此我认为《白鹿原》的艺术创作是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为主的，同时作者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巨变展现给了我们。
由此可见，陈忠实的艺术创作中，农村是他小说的背景大舞台。而在这一大舞台上，主
要以展现农村生活为主。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的作家哈代以一个叫威塞刻斯的背景为舞台而写了一系列的小说。我想在这里作者会不会想告诉我们的讯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片纯净的传统文化圣地，使它不受外界新文化的侵蚀但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使他的旧有文化的圣地不由得被新的文化侵蚀，进而两种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则发生了冲突。因而出现他小说中的，总是以反映具有传统文化的农村为背景的小说题材。我想这就是陈忠实的小说的艺术创作的特色所在吧。虽然他的故事内容不同，但是发生故事的地方总离不开关中地区。因此，我个人认为：不论是陈忠实的段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关中地区就是陈忠实的传统文化的圣地所在，而他的各种小说的艺术创作的矛头也是直指那里的。
参考文献：
①《陈忠实过渡小说创作状况》李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陈忠实文集》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
③《从〈白鹿原〉看陈忠实的创作特色》彭琢 董宁；
④《文化在这里的本色》连杨柳 渭南师准学报；
⑤《〈白鹿原〉评论集》序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与白鹿原
⑥《觅我所失》 唐云 小说评论 １９９５（１）
⑦《废墟上的精魂》 雷达 文学评论１９９３（６）
⑧《陈忠实文集》第三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⑨《俄罗斯思想》俄尼·别尔嘉 雷永生译 三联书店出版社；
【篇六】陈忠实与白鹿原
中国现代文学史 陈忠实《白鹿原》史诗品格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 陈忠实《白鹿原》的史诗品格 《白鹿原》的史诗风格：
一、《白鹿原》的史诗品格，源自其混沌而感性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小说的架构非常宏大，作家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全部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白鹿村”这个舞台为艺术的支点，通过对白、鹿两家的人物命运的刻画，真是凸显了历史的丰富、神秘甚至荒诞的一面。一方面，小说充分展示了历史的宏阔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作家又表达了对“本质”的历史的怀疑。把历史融注到老百姓的具体、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中去实现对经典历史观的消解，使小说中的历史既有感性饱满的血肉，又有结构和颠覆的力量
二、小说的深度在于作家对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小说所展示的“仁义白鹿村”的毁灭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鹿子霖、白崇文、田小娥等形象复杂而丰富的人性的解剖，正构成了小说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小说也因此成功地揭示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及历史与人性的关系。
三、《白鹿原》还是一部具有浓郁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巨著。小说无论从人物的设置上，还是从意象描写上，都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意义。小说所呈现的家族史的构架，以及大量的文化风俗史的描绘都是小说文化干的根源。而作家以现代意识对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与剖析也正是小说主题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对于象征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白嘉轩维护“仁义”和道德理想的艰辛历程的刻画以及对朱先生圣贤人格的塑造，加上对鹿子霖代表的儒家负面价值的描述，表现力作者对待儒家文化的矛盾心态。构成了作者的文化忧虑和文化思索。
四、《白鹿原》在艺术方面的气魄和力度也与史诗性及其相符。虽然整体上说，作品在艺术方式上显得传统朴素，但在这种传统和朴实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严肃的艺术态度。作品显示了作者驾驭宏大叙事的非凡能力，小说结构完整而又对称，内涵丰富而又不滞重，是90年代中国文学中一部难得的长篇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