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文】
第一篇:《棒杀和捧杀》
棒杀和捧杀
棒杀与捧杀，“棒”从“木”字旁；“捧”从“提手”旁。方向相反，前者向下，后者向上，却目的相同。鲁迅提出棒杀与捧杀之后，人们多严于警戒捧杀，疏于警戒棒杀。 棒杀是暴力的象征，无论是物质棒杀还是精神棒杀，用棒杀者有强权，被棒杀者是弱者。后者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也就是“打不赢就走”。当年，鲁迅得知军阀政府要对他棒杀时就是“走为上计”。但是，也有被棒杀者走不掉的，例如：当年赵树理就在暴力和舆论的双重棒杀下含冤去世。
用棒杀者常常不用亲自动手，而是由狗腿子去执行，而狗腿子往往为了那块肉骨头做得“天衣无缝”、“尽善尽美”。还有一些幸灾乐祸者、落井下石者，甚至肆意告密者。当年张志新就是被最亲密的小姐妹告发而割喉处死的。
“棒”指“棍棒”，有杀威棒、金箍棒、三节棍、双截棍等等，警棍也是一种“棒”。但是，舆论的棒杀除了文字狱，还有“舆论一律”、“舆论围剿”，说你是“毒草”就连根拔掉，有时包括作者的肉体。当然也有“开天窗”、“整段删除”、“不准发表”等等手法。 其实，捧杀是一种更为隐蔽有效的“杀”法。对于无法用棒杀者，把他捧上天，一撤手，他就“自由落体运动”，摔个稀巴烂，叫做“捧得高，跌得重”。“捧”并不一定是吹捧，炒作，也可用其它方法。
日本有一篇小说《雾の旗》，后来拍成电影。作者松本清张，主演山口百惠、三浦友和。这是一个复仇故事：九州乡下发生一宗命案，疑犯柳田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其妹桐子远赴东京，希望邀请名律师大冢为兄长洗脱罪名，奈何大冢对这单案件不感兴趣，柳田最终被
处死。桐子认为当日若非大冢拒绝帮忙，哥哥就不用枉死，於是展开她惊心动魄的复仇计划。她用美色引诱大冢，终于使大冢身败名裂。可谓是用“软刀子杀人”。
还有一篇小说，女主人公是个美女，是个“嫁大富豪专业户”，而且不久大富豪就去世。世人怀疑是谋杀，就是证据不足。某著名侦探千方百计想破此案，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侦探和美女对话，美女承认是“蓄意谋杀”，而且坦言其经过：美女有一手烹饪绝技，用美味佳肴很快使富豪营养过度，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美女有一手床上绝技，用美色温柔很快使富豪纵欲过度，三疲（体疲劳、心疲劳、肾疲劳）；在“请君入瓮”后，彻底修改遗嘱、高额人寿保险等等都易如反掌。要不了多久，富豪就在温柔乡中安乐死。法医是找不到任何证据的。结尾：美女对侦探说，你把我绳之以法吧！侦探跪下来说：你嫁给我吧！这真是出人意料之极。
所以，有的时候被“捧”者是明知将来的下场也心甘情愿地“风光一时”。这就是捧杀的厉害之处，就像毒品一样。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吞云吐雾”。
最近，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中，竟然也现棒杀与捧杀。许多选手在球杆（也是“棒”）的威力下被淘汰，可谓是“棒杀”。但也有选手被“捧杀”。特朗普在“五星体育”记者采访吹捧和电视亮相后，第一轮就被淘汰。他自己也大言不愧把自己列入少数几个世界顶尖高手之中，自我感觉太好了，就走了麦城。丁俊晖在3：0以后，被对手连翻5局。他自以为世界排名第四，对手才排名20，打球很随便，进攻失误，防守又不到位，也输给了自己的自我感觉。媒体为了吸引观众，总是吹捧选手，结果往往害人。奥沙利文很聪明，拒绝了“五星体育”记者采访吹捧和电视亮相，而且在博客上对众多媒体的147分问题很反感。因为他知道：这是要他为了147分而出局。
第二篇:《被捧高了的鲁迅》
被捧高了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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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大家熟识的一位作家，毛泽东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很多名人也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鲁迅一辈子骂人，被其笔伐过的诸类卑鄙之行为和肮脏的内心，近百年后依然随处可见。其对人性弱点也可谓是洞察至深了。
当年鲁迅讽刺文艺批评家缺少常识时说，“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是自由，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对于批评家的希望》）——现在看来，鲁迅的命运竟也沦落到那个时代作品普及率不高的托尔斯泰的地步了——试问如今贬低和赞扬鲁迅的人中有几个是真正对鲁迅及其作品有深入了解的？
在白话文还没有真正成型的年代，写的文字晦涩难懂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一个追求深刻的人，他会去灵魂的深处发掘人性的弱点，人性的悲哀，人性的劣根。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显得那么的深刻，说出去的话才像无比锋利的匕首。
当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时候，鲁迅的志向从来没有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他立志改造国人的思想和灵魂。鲁迅是中国人骄傲。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对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各种性格了如指掌，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最最先要改变的，不是医疗条件，而是思想，这是根本。所以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封建思想批判最为激烈的。
鲁迅的批判为何如此的激烈?他为什么到死也不肯宽恕这种状态呢? 因为他很清楚，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不努力的呐喊是不能唤醒国民的。当然，他也明白，想让人们一下子有所改变是很难的，就好比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的屋子里面，你要打开一扇窗户，如果你提出这个要求，因循守旧的人是不会答应的。倘若你提议把房顶拆除的话，那么他们或许会折中的打开一扇窗户的。可是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所以，鲁迅的文笔一向是十分犀利的。他主张拿来主义。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鲁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更为激烈，但他并没有抛弃孝义，他是家里的长子，也是个孝子，当他知道母亲叫他从日本回去结婚时也没有反对，这出乎人们的预料，他居然没有任何的反抗。而他对青年是十分真诚的。他希望青年一代能够迅速地觉醒，好为国民尽一份力。关于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正是因为对自己作品的了解，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治疗国民的愚昧和麻木。所幸的是，人们记住了他。
鲁迅曾经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敢于在绝望中去追求希望的人，唯一的解释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
鲁迅是一个战士，他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哪怕敌人是那样的凶残和暴虐。他也决不皱一下眉头。他知道这样会很危险，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再没有人站出来摇旗呐喊，中国将会变得更加的危险，更加的黑暗，更加的落后。
他是从中国的传统知识中走出来的，他对弱者的关注使他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所以他批判，他讽刺，他揭露，这使他为当时的政府所不容。他对弱者的关
注不同于传统的文人，他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弱者本身，他希望改变弱者的精神世界使其成为强者。所以，他经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是一个生命的热爱的人，这一点或许更能体现鲁迅的本来面貌。他是激进的，但是对于青年的生命，他是不主张不珍爱生命的行为的。因为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要懂得珍惜，要懂得好好的去把握每一分钟。就算是要死，也要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有价值。只有这样，人才是真正的人。
然而，对于名人的评价常会有这种极端化的倾向，要么骂杀，要么捧杀，要么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么是“三流作家”，鲁迅也有这种遭遇。
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骂杀与捧杀》，文中说道：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捧得太高如同圣人神仙，也让人觉得无法亲近。他举了徐志摩捧泰戈尔的例子，并评价到：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而鲁迅被官方捧得过度，于是——用他的话说：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因此，被捧得过度了的鲁迅在接受人们膜拜的同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
就我自身而言，我是不讨厌鲁迅的，但也谈不上喜欢。鲁迅被后人捧的太高了，他的作品是那个动荡的年代的产物，而现在很多人读鲁迅的作品时，太过关注文章的内容，说他的语言晦涩难懂，却忽视了在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已是不易。太多人把鲁迅神化了，把他当成神一样的膜拜，所以一向以伟人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鲁迅在遭到批判时，在有人指出他的不足时，便有一大堆人冒出来主持所谓的“公道“了。那现在我便想问一句了：你们在讨论的是哪个鲁迅？
时代变了，人们的观点变了，可鲁迅的作品没变，它已成为历史，被人们铭记。但我们在读鲁迅的作品时，在看到后人对鲁迅的评价时，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鲁迅，是那个时代下的鲁迅还是已经大众心目中神化了的鲁迅？
第三篇:《林语堂与鲁迅的相互指责》
林语堂与鲁迅的相互指责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的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
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
第四篇:《林语堂与鲁迅的意气之争》
■林语堂与鲁迅的意气之争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捧杀与棒杀,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
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进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
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