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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高三诗一样的美文 回忆高三生活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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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作文】

篇一:《高三美文欣赏》

《与父亲抬担子》已用

王清铭

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经常被当作全劳力使用。印象最深的是我与父亲抬担子。我个儿矮,走在前,父亲个儿高,在后。担子的绳子离父亲的肩膀很近。我从小就肯吃苦耐劳,担子可能不很重,但因为我太小,几次下来,嫩小的肩被粗糙的扁担压出一块血红,血珠子快要淤出来。扁担好像钢板一样硌得辣疼,我只好佝偻着,用上背部来支撑感觉越来越沉的重量。父亲看到了,伸手将担子的绳索又往他那边一捋,我的脚步轻而快,而劳累一天的父亲却蹒跚起来。我对父亲说,我能行。父亲说:小孩子的肩嫩,压得太重,长大骨头会变弯的。

不知不觉中长大了,父亲在我眼中变矮了,读书放假时给家里帮忙,我个儿高,走在后,父亲个儿矮,在前。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重担早压得父亲有些佝偻,父亲像我小时候一样用上背部来支撑担子的重量,看着父亲吃力的样子,我的心有点酸,但强忍着不让眼泪盈出眼眶。父亲一生最见不得眼泪。阳光下父亲的背影不再是挺直着的,而是缩成一团。上坡时我装成漫不经心地用手往我边捋担绳,将担子的重量尽量往自己的肩上压。这回父亲没有发觉,脚步迈得更稳健了。我对父亲说,你太累了,歇会儿。这回轮到父亲用手背揩拭额头沁出的汗说:我能行。说着他脸上的皱纹拉直了,露出一个表情平板的笑容。

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发现担子后移了许多。他上下打量我一会儿,只轻轻地说一句,阿铭懂事了,那一天夜里,我的肩膀肿得老高,血淤成青色,疼得睡不着觉,但我不叫痛,因为我真的懂事了。

工作以来回家的次数少了,父子相对,没有什么话可讲,我极少谈自己的境况,怕给他再增加心头的负担,父亲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也没有太多的闲话。好几年过去了,父亲的背越发佝偻。上星期回家帮父亲打煤饼,天不热,但他很快就大汗淋漓,脱掉外衣,父亲的背再一次呈现于我的跟前。这是怎样的一个背影啊,肩上的骨骼垂成两个弧形,背部佝偻成一个前倾后拱的弧形,而腰部又有点前拱后倾。背部的肌肉有点松驰,原来我以为皱纹只长在人的脸上,现在才明白,老了的人,背部甚至躯体各部都会长起皱褶。我们两人一起将袋装的煤抬到埕场,父亲在前,我在后,父子体高相差10多公分,担子的重量倾向父亲那边。这一次我不再掩饰,用手直接将担绳捋到我这边。父亲看在眼里,还是那句话,我能行。但他不再推让了,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父亲稳健地走着,我心头忽然涌起许多回忆,但很快就收住思想野马的缰绳,现实的生活是实在的,就如脚下的路,根本就无须抒情。我跟着父亲稳健地走着

《半瓶阳光》已用

王清铭

这是春天一个明媚的早晨,树叶上的露珠眨着眼珠,正探头打量这个新鲜的世界。 屋前的空地上,小女儿站立着,像一棵小树。黑色的眼瞳眨巴着,她伸出手,不时往空中轻轻一拈。阳光镀亮了她仰起的双颊,仿佛有两朵小红云飘到她脸上了。

“孩子,你在做什么?”我走过去。

她向我一摆手,说:“别过来,我在捉阳光哩。”

“捉阳光?”我十分好奇,“阳光捉得住吗?”

“能!”她手指不远的地方,那里放一个小玻璃瓶,在阳光下闪射柔和的光芒。 “我捉了半瓶子阳光了!”说话时,女儿的眼神很亮。

我走近一看,早晨的阳光刚好照亮半个瓶子,这就是女儿所捉的半瓶子阳光了。 我走到她身边,问:你怎么知道你抓住了阳光?

“知道。风走过来,树叶有声音;阳光走过来,水里有亮亮的波纹。”

我望远处望,前边的一条小河真的泛起明亮的阳光。

“抓到阳光时,手会暖暖的。”女儿边说边把手上的阳光轻轻放进小瓶子里。

我伸出手,手心果然有一点暖意。难道我也抓住了阳光了?我童心大发,兴奋地叫嚷起来:

“我也捉住阳光啦——”

女儿慌忙止住我,说:小声点!你这一吵,会把阳光吓跑的。

我在屋内埋头工作,突然发现一束阳光正悄悄地向我靠拢。挺直腰,我看见女儿正拿一面小镜子往屋内反射太阳。看见我从书堆中仰头,就冲我摆手,说:爸爸快看,阳光走到我们屋里来了。

她的手一颤动,镜子里反射过来的阳光就满屋子游动了。有几缕顽皮的光线跳上我的书桌,倏地钻进我敞开的心里来了,于是我的心也暖了,感觉体内也有一条河流在流动,波光潋滟的。

太阳渐渐落山,阳光越暗淡了。女儿守着那个瓶子,看见我走过来,她幽幽地说:阳光又流走了。我看到她手上的阳光只有浅浅的一层了。

“爸爸,阳光灭了。”她突然向我喊了一句。

阳光灭了?我纠正说:“不是灭了,是太阳落山,阳光暗了。”

“不!阳光是灭了。”女儿很倔强,“阳光是灯。”

天暗了,我拉亮了屋内的灯,突然想起女儿所说的“阳光是灯”的话,觉得这满屋子的灯光也是阳光了。坐在电脑前,我写下了华兹华斯《彩虹》里的一句诗:儿童是成人的父亲。 《锄柄上的眼睛》

王清铭

很多年没有拿锄头了,当我摊开双掌,看见那些厚厚的手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就消失了,它们曾经咯过我幼小的手掌,后来变成手掌的一部分,是我在乡村将近二十生活的深刻烙印,现在消失了。

我家有把小锄头,原先是给菜地除草用的,我们兄弟相继长大后,小锄头派上别的用场。我所说的长大,其实只有七八岁的光景,在父母眼中,我们已经是半劳力了,土里扒食的父母不会让我们的力量闲置,一要下田,父母就让我们肩扛着,尾随他们下地去了。先是我的大哥、二哥,后来他们的身高超过了锄柄,这把小锄头自然就交到我的手上。生活在乡下的我,根本不用父母教育,也知道劳动是自己的本分,于是没有竖直的锄柄高的我就开始用它同坚硬的泥土作抗争了。

起初手心没有锄柄硬,手上起了很多泡,泡破了,流出的水由清到浊,后来夹杂着血丝,最后那些起泡的地方,皮全部蹭破了,只剩下一些微凹的小坑,血肉模糊。原先只是火辣辣的疼,到后来犹如针了一般,锥心的痛,但我不敢喊出声。父母也见惯不惊,看着我被血丝染红的双掌,说了声,这孩子还嫩了些。

几天后,手上的伤口结痂了,从黑红到黝黑,那是炭和铁一般的颜色。后来长茧子的地方皮又蹭破了,再结痂,反复多次,那些茧子就比木头坚硬了,锄柄就很难伤害到它们了。我祖母曾经很形象地说,别看这是死木头,不喝你几滴,你就别想拿起它。

我很认真地看手上的锄柄。锄柄吃饱了汗水,颜色渐渐变黑,越来越像我们被太阳曝晒和臭汗浸泡的肤色。锄柄上的木纹跟手纹很相似,只是线条更粗犷些。我还发现这些木纹逶迤向同一个地方,那是接近锄柄中间的位置,木纹渐渐变得密集,并拧在一起。在木纹凝结的地方,有颜色特别深的木节,不规则的圆状。

祖母说,这木节是树在生长过程受的伤,结的疤。我眼前仿佛看见旷野里的一个小树,暴风雨摧残它,但它没有折断,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有伤痕的树干愈合后,变得更加刚强。后来我曾向我的父亲求证过,父亲说,农人喜欢选有木节的木棍作锄柄,它们更硬,更不容易折断。

受伤是树干的不幸,但这不幸成全了木头的坚硬,使它能够同铁相结合,成为挖凿坚硬泥土的利器。我发现,这圆状的疤痕,极像木头长出的眼睛,总是不动声色地凝视着我这个最初的小农人。

有多少把锄头长了这样的眼睛,我没有统计,也无法全部知道。但我知道用过锄头的手掌,上面也会布满一些更小的眼睛,它们的通用名字是茧子。要成为一个纯正的农人,手上、脚上、肩上等地方都要长出这样的眼睛。别说这些眼睛,显得眼神呆滞,也只有它们,才能一眼看穿苦难和贫穷。

这把长了眼睛的锄头陪伴了我好几年,直到我比它长高了许多。锄头真是奇怪的东西,用的时间越长越懂得泥土的性格,即使锄尖的铁被磨损去一些,但它的锐利并不减损,在泥土的奔突中照常灵活。乡村是落后的,繁重的农活并没有压垮我幼小的身躯,却磨练了我的性格。我不会去歌颂这些原始的劳作,但以往的乡村总让我想起锄柄上的木节,正是它使木头更坚韧,显示铁一般的品格。

这锄柄上的眼睛,不会在老去的岁月里变得昏花,它是我人生的另一种视角。 《流浪的扁担》

王清铭

总会在不经意间在城市某个偏僻角落碰见几把流浪的扁担。这座城市的年纪很大,但近几年来发展很快,原先长庄稼的城郊农田被鲸吞,现在纷纷长出钢筋水泥的丛林。城市的灯红瓷白和震耳的轰鸣,让单调而宁静的农田自惭形秽,缩在越来越远的地方。

这是一座崭新的城市,穿上西装扎紧领带却不自觉露出脚上蹬的那双解放鞋,仿佛我看见的某一位手持扁担站立街角的农人。这里的商店有很洋气的名字,出入的女人抹上口红涂上眼影,但这地盘很尴尬保留原先作农田时的名字,比如“八十亩”,比如“沟头”等。仿佛这个逐渐忘本的城市要保留一个乳名,给这些流浪的扁担最后的一点亲切和慰藉。

这是一些失去土地和根基的扁担。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随意喊一个乳名,他们中间肯定有人应声而答,尽管我们不认识。但现在扁担们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飞驰的车辆和风驰电掣般的变化使他们手足无措,慌乱的眼神从攒动的人群扫过,如无处落脚的候鸟。他们低着头,手绞着衣角,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尽管他们也不懂错在哪里。

零星的,有人在扁担们面前站定,寥寥数语,然后伸出几个指头,就有一把或数把扁担尾随他们消失在高楼间,若即若离的。其他的扁担用羡慕的表情目送着,也极少说话。扁担是木讷的,他们只知道埋头干活。

扁担的身份也是尴尬的。扎根乡村的时候是农民,进入城市,就什么也不是了。什么活都可以找他们干,扛水泥、运行李、搬家具,粗活重活,城里人细皮嫩肉干不了的,都找扁担。扁担的身份是临时的,因事而定,按力气取酬。唯一不变的是,汗水砸在地上,也是摔成八瓣。

扁担的身份与汗臭味、烟草味连在一起,但你看到某个娇贵的城里人捂住同样娇贵的鼻子,往往就是一把扁担走过来了。

扁担现身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市的建筑工地,那里活多,挑砖头挑水泥挑他们也叫不出名字的装潢材料,挑起太阳挑落月亮,让城市明亮的霓虹灯将他们黝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孤单,像另一把瘦硬的扁担。

更多的扁担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必须孤零零或旁逸斜出地站在街头,等活干。这些扁担过着不知饱暖的日子。渴了,到水龙头接一点冷水;饿了,往肚里填一些发硬的馒头;冷了,将发红的双手往袖管一拢,跺一跺脚,将寒气踩跑。热,是扁担们最不怯的,看他们古铜色的皮肤,黧黑的脸色,炎热的太阳也怯几分。

扁担舍得下力气,干的活主人满意。但城市总是很吝啬,给他们很少的工钱,不给很多的活干。没活干的扁担必须四处流浪,或者往某个角落一撮,抬头看被城市切割得越来越细

碎的天空。天空里偶尔落下几只燕子,在电线杆上。城市的楼越高越高档,乡下常见的麻雀来不了,只有那几只燕子替他们排解等待时的烦闷。

天气热时或活干得太猛后,睡意会悄悄从心底爬出来,漫向他们的四肢,头一摆,手脚一耷拉,酣畅的鼾声就从他们翕张的鼻孔吐出,拍击满街的喧嚣音乐了。

这绝对是奇特的人群。拿起扁担能扛最重的活,扁担一横,他们庞大的身躯就能倚在扁担酣睡。窄窄的扁担高高低低的搭在水泥花圃上,挑起一阵阵高高低低的鼾声。此刻城市离他们很远,灼热的阳光在他们额头拧出汗,他们浑然不觉,还在睡梦中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也许他们梦见了自己的庄稼?

原先给他们遮阳的树渐渐将阴影拉远,镀亮了他们皱巴的衣服和身边安静躺卧着的铁镐铁锹麻绳。

扁担们睡觉的时候耳朵关闭,心灵却是敞开的。一俟雇工的主人走近,他们一激灵就醒转了,抹一下嘴角溜出来的调皮唾沫,精神抖擞地跟随主人的手势消隐在高楼间。

深夜扁担还在城市流浪。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扁担拖着自己的影子踩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家在城市的脚跟,他们的房屋一例的矮小。扁担吃一碗妻子留下的冷饭后倒头便睡,睡前还记得给闹钟上紧发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得先唤醒在城里念书的孩子。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

王清铭

“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只有热血、辛劳、汗水和眼泪贡献给大家!”丘吉尔挥动永远的V手势,激情澎湃地说。他富有激情、荡气回肠的演说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丘吉尔是二战的英雄,两次当选英国首相,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小学时代,成绩曾是全校倒数第三名,六年级时还留级了。丘吉尔是一个不打折扣的差生(现在改称为“待进生”),以致当时的一个大学老师这样奚落他:“那孩子绝不可能是从哈罗中学的校门里出来的,他一定是从窗户里溜出来的。”

丘吉尔是差生。他自理能力差,把牙膏挤在牙刷上,这幼儿都能做好的事,他都不会。后来他的政敌曾经讥讽他,除了他能娴熟地点燃他的雪茄烟以外,丘吉尔他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古代的名言就足够给他的事业下一个万劫不复的断语。

他性格孤僻,一生未乘过一次公共汽车,地铁只乘坐一次。他的理由很可笑,那就是他非常不习惯在地铁里和常人面对面的那种尴尬。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语惊四座、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呢?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谁还会给他训练演说的机会呢?

他顽劣异常,有一次他站在一个桥上,准备从桥上的这棵树跳到桥旁边那棵树上。他纵身一跃,摔到地上,一下摔成脑震荡,三个月之后才下地走路,在家休学了一年半。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没有几所学校敢再接收这位注定要给学校惹来许多麻烦的差生。 他厌学,在晚年他写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自己:“我在功课方面收益甚少,我天天计算着学期的终了,何时可以逃避这令人生厌的奴隶生活而回到家去,”他讨厌的是学校里的功课,却读过很多超过他年纪的书。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所读的那些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肯定是要没收的,他还会被语重心长地教诲一番,然后交上一份又一份的检查书,直至不看这些书为止。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老师不会喜欢这样的学生。在小学转校后的一次考试中,拉丁文是零分,数学不及格。这样的学生,竟然也敢挑老师。他不喜欢他的老师,他不愿意跟他学,他挑老师。当时校长对他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英国的校长仅停留在不满,假如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老师的白眼,一次又一次无奈地选择转学。

在家休学期间,他对政治和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父亲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往来

的多是政界人物,丘吉尔经常听他们纵横捭阖的谈论。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在那样的场合一定会被当作不懂事的小屁孩挥手轰走的。他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十岁的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性错误。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口无遮拦换来的可能是父亲宽大的手掌。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父母肯定会关闭他的游艺室,不再让他把那些兵器和兵俑摆成作战的阵势。他们会请来拉丁文和数学老师,利用假期和晚上时间,给丘吉尔补习这两门令他焦头烂额的功课。他的母亲会像中国所有的母亲一样唠叨:孩子,好好努力,不努力考不上大学,你怎么办?说完,嘴巴和眼神都拉长成问号。

丘吉尔“不务正学”,竟然跑到下院去听会,听那里发生的政治大辩论,从中学习争锋相对的辩论技术。假如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知识将同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只局限于课堂,老师灌输的,也是他掌握得不好的那一部分。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不会按父母的意愿考上大学,也失去了当“面霸”“巨(拒)无霸”的机会。但丘吉尔的父亲没有强求他,而是顺从了他的意愿,让他进他感兴趣的军校,念骑兵学科。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命运将会改写,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英国民众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么一位曾经的差生当他们的首相,带领他们走出二战的沼泽;丘吉尔也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英国,面对紧闭的中学校门,他还有一扇可以溜出来的窗户。

还好,现在的中国,这样的窗户还在不断增加。

《鲁迅会作什么广告》

王清铭

某个学者说,孔子活到现在,也会上电视的。我进一步想,鲁迅活到现在,大概会上电视,但不会是百家讲坛。某个社会焦点或热点问题,应该会请鲁迅先生去作嘉宾,谈一谈看法。我只是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匕首”、“投枪”会不会成为舆论宣传的“管制刀具”?我还担忧,他的横眉冷对会不会吓走只求哈哈一笑的观众,他的嬉笑怒骂会不会让电视的收视率随着他血压的升高而降低?

现在是娱乐甚至是愚乐的时代,频道的娱乐访谈节目大概会青睐知名度极高的鲁迅,鲁迅在娱记的目光里还是颇有娱乐色彩的。他们会请鲁迅谈他与许广平的“绯闻”,谈鲁迅与朱安结婚时脑后拖着那条猪尾巴似的假辫子,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与猪“决斗” 房地产节目的编导大概也希望鲁迅先生谈一谈房地产,特别是说一说他在北京花了八百银元购置的房子——鲁迅先生自己说的“唯一的不动产” ——升值了多少。他们自然也顾虑鲁迅会义愤填膺地指责房地产暴利,说的更多是阿Q王胡小D他们这些从未庄进城的农民工的问题。

如果在电视上鲁迅再冒出他的“痛打落水狗”等理论,编导们多少副眼镜也不够跌的。观众热线大概会被打爆,网络上的口水足够制造另一个太平洋。鲁迅先生肯定忘了:狗现在可是都市新人类的宠物。

鲁迅谈起社会黑暗的一面,谈起国民的劣根性,说不定会拍案而起,这电视节目就砸锅了。所以我猜想,鲁迅活到现在,被邀请上电视的概率为零。

鲁迅不上电视,还作什么广告呢?有疑问的读者且慢。我作这样的猜想是有根据的。鲁迅先生笔下的地名、人物现在成了商标的香饽饽。像“咸亨酒店”、“闰土”等热门词汇的45个类别商标已全部被抢注,“百草园”的商标类别有22个。 “孔乙己”商标,如今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标,还是文房四宝、长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汤的商标。“三味书屋”、“鲁镇”被申请为香烟类商标,“华老栓”开了土特产店、“祥林嫂”开了洗浴中心,就差将“人血馒头”变成某种特效药的商标了。

我进一步猜想,如果有商家请鲁迅作广告,他会为什么商品代言?药品商自然是青睐鲁

篇二:《高三励志文章:高三,最动人的诗篇》

高三励志文章:高三,最动人的诗篇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高三。在远离那个校园半年之后,再次回忆起高三生活,一切都已经模糊了界限。在记忆里残

留的只有模糊的片段:晨光熹微的时候穿过夜色一个人走向教室,比阳光亮的还早的晨读灯光,连上到头昏脑胀的数理化课程,中午

为了学习不回宿舍趴在桌上的小憩,晚自习惨白发绿的灯光一切的一切,在堆得摇摇欲坠的书本之间具现成点点滴滴的碎片,然

后我知道,那是我们能写下的,最动人的诗篇。

(一)

进入高三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高二的暑假要补课,从那个连蝉鸣都透着燥热的夏天开始,我们就成为了高三的“预备生”。

高一的轻狂,高二的迷惘,这一切在高三来临之时,必须要被我丢的干干净净,因为前进,不能浮躁,不能迷惘。

然而这又怎么会是想丢就能丢掉的?

那个时候的我,成绩在年级二百名开外悠闲地徘徊,偶尔进入一次一百多名,下一次就会马上滑下去。而学校里每年能上一本

的人数,不过也就是一百人。

情况非常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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