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字数作文】
第一篇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2015年十三五规划心得体会9XX区要探索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统筹发展新思路，探索区域联动发展新机制，探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途径，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探索体制改革新举措，成为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也就是要通过推动产业有序转移，探索科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XX区设立之时，恰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XX区没有丝毫松懈，认真落实示范区规划，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坚持规划引领，编制了开发园区、基础设施等九个专项规划，有序推进示范区建设与发展。二是强化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承接方式创新、自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走出了一条“在承接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之路。三是推动行政区划及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促进沿江城市跨江联动，形成了“以点带轴、以轴带面”的空间开发新格局。四是推进省部联动、省际联动、省内联动以及国际合作，走出了一条“产业承接—区域分工—互动发展”的合作发展之路。五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与长三角基础设施无缝对接，促进一体化发展。六是注重绿色集约，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了一条“绿色承接、集约发展”之路。目前，XX区已实现了规划预期的阶段性目标，很好地发挥了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要素集聚效应显现。五年来，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到位省外资金1.8万亿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306亿美元，分别年均增长28.4%和23.3%。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型显示、机器人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全超导托卡马克、量子通信等高端科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三是“一轴双核两翼”空间结构基本形成。“双核”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势进一步凸显，“两翼”以装备制造和轻纺为主导的产业承接呈现爆发式增长，“一轴”初步形成现代化大工业和物流业的重要集聚区域。四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示范区设立以来，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拉动全省经济年均增长近10个百分点，使安徽增速跃居中部第一位。五是人居环境保持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示范效应更加彰显。六是民生福祉得到提升。XX区就业岗位逐年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在产业承接中得到了实惠。
二、XX区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的背景下，转型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五化协同”等治国理政新理念，新一届政府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实施“中国制造2025”，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力求在把握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这些全新执政理念和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皖江地区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示范区，应当适应新常态和新要求，继续先行先试，围绕科学承接与发展，进一步探索新路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为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此同时，XX区自身也存在着产业承接质量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区域协作不强、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迫切需要转型发展。这就是说，XX区不仅自身发展已进入到由突出承接、做大数量向突出转型、提升质量的新阶段，而且外部环境也赋予了XX区探索科学承接与转型发展新路径的使命，两者高度契合，有必要拓展XX区规划期限，继续支持皖江地区先行先试，切实担负起新阶段的新使命。
三、皖江地区转型发展的对策
“十三五”时期，XX区应遵循的思路是：按照产业承接与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适应经济新常态，针对示范区存在的问题，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端服务业嵌入、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以及改革开放和开发区整合，努力探索科学承接与发展的新路径，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由产业承接向创新驱动、由分散孤立向集群联动转变，打造XX区升级版，为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示范。
1、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促进要素配置结构转型。主要是围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深化体制改革，打通转型发展的微观途径——要素配置结构转型。具体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贸易体制改革等。尤其要把握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全力打造皖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全面提高皖江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努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全方位立体式承接产业转移。
2、以科技创新与高端服务业嵌入为切入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主要是按照“四化”同步的内在要求，着力推进科技、信息与产业融合，打通转型发展的中观途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举措有：进一步明确各地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千方百计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产业链承接，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嵌入XX区制造业等。
3、以“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加快经济组织结构转型。主要是根据中国版工业4.0发展趋势和要求，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通转型发展的宏观途径——经济组织结构转型。主要举措除了“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外，还包括探索设立国家级新区、推进企业国际化和集团化发展等。
4、以政府协作为平台，充分发挥政府对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在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有效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形成市场主导和政府支持“双轮驱动力”。具体举措包括：修编示范区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规划，实施差别化区域产业政策，加强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协作，主动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建立区域互动合作机制。
5、以软硬件建设及开发区整合为抓手,增强产业承接与转型发展的支撑能力。强化“四个能力”，即产业承载力、产业选择能力、科技创新及转化能力、产业配套能力，为皖江地区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示范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开发区整合提升，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谋划和实施重大项目。
第三
一是消化与感悟。知识内化是学习培训的最初成果，而写文章是最简单的产出形式，能够温习知识、强化记忆、表达见解、活学活用。培训班老师讲解了人才与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公共与企业两大类，呈并行关联态势，宏观上的人才及人力资源规划应与企业人务资源规划相互对接、相互促进。自己利用高校环境与学习氛围，自学了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写了一些关于县域规上工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与对策等文章，从共性层面做了一点思考。
二是指导与运用。用所学指导所用，把知识与技能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首先，政策法律的运用，有赖于责任态度。要敢较真，联系实际，坚决贯彻。同时在贯彻的过程提高分析、预测的能力。任正非说，“要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去做决策”，体现在行政工作要求上，就是我们具体执行的同志要及时向上级反映实情、提出建议。去年底得知上级部门要出台新的提升培训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感到上级部门有可能会在具体措施设计上违背初衷反而对小企业不利。征求意见时一些小企业提出了异议，于是及时与上级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反映了县域企业人员规模现状，如果按人数比例一刀切的办法来确定不同规模企业受惠工人数对小企业是不利的。企业培训是一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小企业也理应在政策中受惠。后期正式稿就较征求意见稿有很大的修改，充分考虑了300人以下小型企业的利益。
其次，思想理论的运用，有赖于融会贯通。需要努力通过学习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应用型学科，比如“平衡记分卡”概念可以作为指导工作的有效工具：1.业绩指标（财务指标），工作在结果台帐上的量化反映；2.客户指标，满足内部客户（上级部署）和外部客户（群众需要）的要求；3.流程指标，工作的各项运行机制；4.学习与成长指标，是否带出一支能动手做事、会分析总结的队伍。通常，四个指标中，领导是最愿意看到第一个指标，但如果忽视了其他三个指标，这项工作就缺乏支撑，不会长久，工作本身也没有效用与意义。我们在工作中的运用是在潜移默化之，但是有了这明确概念，可以进一步理清关系、概括集成、考察检验、复制总结。作为操作层面绩效考评工具，平衡记分卡实际上是一项过于复杂的指标体系和操作流程，只有少数大型企业运用，而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却能对所有领导工作提供借鉴。实践证明，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可以逾越体制内外创造价值。
最后，知识技能的运用，靠的是实践历练。有人说，“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平凡变为超凡的必要条件”。带着问题的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最高层次的课堂。回想自己落实领导交办的能够称作“一件事”的几项工作、活动，都是在复制别人的过程中加工创新的。一具体就能深入，一动手就知道自己还差好多。总体而言，从权力与责任交织的行政工作角度来说，将培训转化为成果，人的能力和水平是次要的，责任、态度、历练是第一位的。换句话说，最初“会不会”并不绝对重要，“想不想”、“能不能”却经常是一种关键考验。
三是分享与传播。培训产出形式的最高层次是分享与传播。自己领悟的才能分享，这是第一个产出形式所证明的；自己亲身实践的分享才有说服力，这是第二个产出形式所证明的。分享的内容不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实践过程和经验体会。因此，分享与传播，言传身教同样重要。分享与传播要分清对象，对朋友要分享感悟体会，相互激励；对领导同事要分享工作的意见建议，相互启发；对群众要分享政策，公开透明，相互理解。会分享的领导能打造一个团队，会分享的干部为团队创造活力。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对我们而言，有关政策的宣传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分享。政策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开是公正公平的前提与保障，向工作对象宣传政策是行政工作的基本职责。最重要的、涉及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文件都应当放在本单位官网上，这既是一种公道的作风，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保存网上打印的文件格式，在处理和协调争议时拿出来告诉工作对象：这个一直在互联网上。
总之，培训作为一种公共投入，产出一定是公共服务，这是行政机关培训工作的本质。
第七我来学习是干什么的？学习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上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八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也一直在践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平凡历程证明，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祉，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才能在现代化道路上稳健前行，党才能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强力支持。
三年前，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两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今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会议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时再次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事实证明，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理念。“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体党员干部更应深刻领会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本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第九篇
为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和成果优势，有效发挥统计职能，深入发掘统计服务潜质，区统计局采取六项措施，加强与相关课题应标单位的沟通，为全区“十三五”规划课题提供信息和人员保障。
一、成立课题研究组，人员配备到位
统计局领导牵头主抓“十三五”规划课题工作，选拔各专业科室负责人成立两个课题研究组，分别负责《经济发展及主要指标变化规律与“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测算》和《六大高端产业集群及重点功能区评价指标及产业发展效益研究》课题研究工作，并与相关课题的应标单位建立合作机制。
二、接洽应标单位，沟通协调到位
为确保统计服务职能与课题应标单位实际需求的完美对接，统计局组织了两次课题组成员与应标单位的接洽会议，对应标单位初步的课题规划和投标计划书进行分析探讨，听取了应标单位对今后工作的合作意见和方案，掌握了对方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并从吃透区情、整理发展脉络、利用统计规则等三个层面对应标单位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三、细化课题模块，职责分工到位
依据两个课题的背景、意义、内容和特点，区统计局对课题进行细化分解，结合各专业科室的业务特点，进行模块化分工，实现课题细化标准、职责分工明确、专业运用合理的分工目标。
四、发掘信息优势，服务共享到位
为帮助应标单位掌握有效信息，把握发展规律，制订出科学严谨的课题研究方案，区统计局利用专业分工优势，整合相关信息、梳理发展脉络、总结规律特点，向课题应标单位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充分发挥了统计职能作用，实现了统计信息价值，为“十三五”课题研究提供了数据保障。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五、创建联动机制，统筹指导到位
为确保“十三五”规划课题取得科学有效的研究成果，区统计局联合发改委和相关部门创建联动机制，整合“十二五”规划资料，针对课题研究需要选取参考资料，统筹协调应标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确保课题研究内容与政府规划需要的无缝对接。选派专人向应标单位课题组成员讲解数据资料中的统计术语、专业内涵、口径标准，帮助研究人员掌握统计数据的运用规则。
六、加强对比研究，创新优化到位
为实现全区“十三五”规划与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充分对接，体现城市发展新区之间的发展特点，统计局要求应标单位要加强与全市和城市发展新区之间的规划对比，既要突出区域特点，又要实现横纵协调。总结“十二五”规划的优势和不足，确立考核指标科学化、规范化、灵活化的研讨思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未来规划特色，要求应标单位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引入高端产业结构调整和央企引进计划等研究内容，制定出反映特点、体现发展规律、突出改革思路的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十三五”规划课题创新显著、全面优化、特色鲜明的研究目标。
2016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讲座上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谈论了目前全球的经济问题，下面是这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6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16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1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6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2.82%资金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第二篇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对策》
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对策
【摘要】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44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是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持续发展平稳地过度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本文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字】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 问题 措施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中东这三个地区。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就高达28个。 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可见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经过了长期的停滞徘徊期。
二、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指出，到“十一五”结束时，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比较，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是会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一样长期停滞在这个阶段，还是能够像韩国、日本等国家一样通过可持续发展很快度过这个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
笔者认为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将来数十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发展环境。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
“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在这一信条推动下，美国开始将
其称霸的重心转向亚太。中国的快速发展很自然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提防，美国不断地采取措施打压中国以减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欲使中国陷入强大的国际压力中从而减少其国际影响力，美国还不断地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的继续发展会受到来自国际方面的各种压力。
另外，印度等国家在劳动力资源，科技发展等方面也与中国形成有力竞争。印度是第二大人口大国，在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跟中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并且还将竞争下去。另外，连地铁和高速公路都没有的印度却建立起了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了世界上软件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印度如此注重科技的发展，在将来必定会与中国形成激烈的竞争。此外，印度和中国是全球最受瞩目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印度往往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扶持以此来抗衡中国。所以，中国跟印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中国必须韬光养晦才能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
而且，周边热点将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印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些“热点”中的某些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使中国的发展未来受到“热点”影响的势头可能有增无减。
如果没有健康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受到来自国内的经济发展现状的压力。
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也由于经济的过度增长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和现状。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扩大
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3以下，而我们中国的基尼系数却达到了0.5，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有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有1000万人民币流动资产的家庭有54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只有0.1%。他们的总财富多达2.68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G D P的44%。同年，中国人均G D P虽然达到了4600美元，但是，全国6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达不到1200美元，还是处于贫困或温饱的状态。贫富差距
的拉大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和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全世界的22%的人口，资源已经很匮乏。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是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我国是制造大国，有这一称号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来获得的。许多企业都是通过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费来维持生存的。中国的能耗占世界能耗总量从2000年的不到8%，提高到2010年的20.6%。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不到10%，上升到2010年的26%。2010年，中国人均G D 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而人均排放量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中国这样的发展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国内投资环境恶化
中国最近几年的发展很明显的房地产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带来的却是一股“炒”的风潮，不仅炒房，连蒜啊豆啊都炒。出现了浮躁情绪，专心搞实业的人减少了都跑出投机了，因为来钱快，形成了一股不务实的风气，使得中国的明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外，国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发展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国营企业仗着强大的背景很容易就圈到钱，不需很努力就能够生存下来。而中小企业却面临着融资困难等等问题，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很多企业不得不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
第四、社会问题产生的信任危机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消息的传递速度和传递范围有了很大的提升，微博的发展更是加快了消息的传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个民主的平台，人们参与整个社会进程，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也都很快的暴露出来。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陷入危机，723动车事故又把铁道部推到人们的视线前，上海地铁追尾又让人们对相关部门进行了谴责和批评。越来越多的事情得以曝光，如果不能够有效处理，将会使国民对这个国家越来越失望，也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难题，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避免。
三、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可避免，但还是可以通过努力来缩短停滞期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了三辆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二次探底的风险，一些发达国家也在中国出口问题上设置障碍，使得中国不能够再主要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将视角转向国内，依靠内需，即要将重点放在投资和消费上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藏富于民，把民众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日本也很重视增加民众的收入尤其是农民的收入，1960年还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些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缩小分配差距不仅可以促进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还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国内消费的增长，优化经济发展结构。
第二、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的可持续动力。中国一直以来依赖者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却是出于产业链的下游，一部iphone卖300美元中国只能分4美元；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只赚0.35美元。另外，据耐克称，2010年每一百双耐克鞋就有37双越南制造，2双印尼制造，6双泰国和印度制造，只有34双是中国制造。可见现在中国连这种廉价制造优势都在不断减退，所以中国应该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依靠创新，凭借技术取胜。而且，中国正进入老年化时代，劳动力成本也开始不断上升，而且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必须作出改变，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鼓励创新发展科技。
第三、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家个方面的贡献占了很大的成分，中小企业也往往比央企和国企更具灵活性，更能够发挥创新精神。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善，国家还存在“歧视”，央企和国企所拥有的资源比中小企业多的多，这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先天不足，抑制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合理配置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不是让央企国企独占资源，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形成企业间的良性竞争。
第四、做好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只有当有法可依并且执行到位，并做好监督奖惩工作才能够使经济实现良性发展。中国的模仿复制能力超强，因而会出现很多“山寨”，自己研发创新会花费大量的成本，还不如搭个顺风车抄袭下别人的，这就说明了中国人的专利权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这种现状使得中国很难出一些像谷歌，苹果等具有创新精神的伟大公司。此外，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和检验上也需要做大量工作。地沟油，瘦肉精等问题屡见不鲜，人们都感慨不知什么产品是真正能够让人放心的。而且，经济发展也给环境资源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其实，这些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国家或许并不缺少在这些方面的法律，但是很多都没能够落实到位。要想尽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国家必须下定决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GDP的增长，关注经济的发展，更要关注CPI的增长，关注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使经济的发展获得持久的动力。就拿住房来说，生活在大中城市里的异地人明显感觉到住房压力，奋斗数十年才能买的起房。政府该加大对保障房的投入，解决多数人的住房问题。此外，政府还要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未来的竞争不是在于劳动力的数量，而是在于劳动力的质量，注重教育才能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新时代劳动者，才能有高质量的创新。政府还要进一步地加强医疗改革，解决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需要在关乎民生的各个方面加强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不仅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而且能够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消费，促使中国能够以国内消费为主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匡贤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和规避[J].南方日报,2010,(04)
[2]周学.经济大循环理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0,(03)
[3]刘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5(13)
第三篇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来，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一共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7%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总量来看，2014年底，中国GDP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高了近28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约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8.5%左右。中国人口基数大，占全球人口22%，改革开放36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了41%。在人口总量增长41%的前提下，人均GDP在36年的时间里平均以8.5%的速度在提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人均GDP如果换算成美金，是7500多美金。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小于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人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更早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和分析全球发展问题时，曾经更多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如何跳出“低收入发展陷阱”或“贫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数据中，1980年有16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到2009年也仍有11个、即69%仍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经济学有没有对“收入陷阱”这样类似的概念给出严谨的定义呢？2009年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导论》（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将“发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义为一种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失效而得以持续。从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谓“发展陷阱”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清楚、边界明确的概念，往往简单地指以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但是，众所周知，以人均GDP这个单一指标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就为我们所诟病，现在用
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学。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它穿越的并不完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涡”。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这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从7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东亚泡沫”。第二波，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作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西亚北非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突尼斯也好，也门也好，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它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是进入这些国家的，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我们看到前面这三波，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总是穿越不过去。
再回到中国，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不用多说，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挑战也不用多说，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当中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最近，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在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与成绩，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30多年时间里也积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与问题，因此，现在遇到的问题与矛盾绝对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976美元这个“中高收入”分界点就突然出现的，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改革处于“十字路口”，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无数次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要抉择？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国仍然需要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无非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如何保持健康、稳定与持续增长，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在发展中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而这实际上一直都是学者们在思考与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此换一个语句与命题并没有多少新意，对于我们的知识累积也并无太多增益。 倒是当前我们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要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几类倾向：一是要防止将具体问题都当作“陷阱”，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能面临着“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将“陷阱”宽泛化，好像任何问题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区将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发展目标，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京沪等地将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要在全国宏观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阶段踏踏实实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切，即便是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陷入了某种“陷阱”。
第四篇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中 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
“十三五”：中国直面 “中等收入陷阱”
2015-09-21 09:16 来源： 人民论坛网 字号：
核心提示： 中国在几年前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现又进入“新常态”，而“十三五”规划在即。正确认识新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是高水平谋划“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必要前提。在此阶段，我们须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同时还须充分认识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基数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
发展阶段的判断：须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自2006年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以来，已有了许多的相关讨论。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上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它确实是一种真实世界中的“真问题”，而且对于“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中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
发达经济体崛起之路告诉我们，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内，不可能所有经济体都成为发达者，总有先行发达者和后来追赶者之分。国际视角下的考察认识则告诉我们，1950年以来，仅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步入高收入阶段（其中真正有世界性影响的更少）。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实际上并不是没有经历所谓“黄金增长期”，比如拉美地区，就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但其后却如陷入泥潭般裹足不前；而日本则在经历27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步入高收入阶段，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结合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少数经济体得以完成经济追赶，步入了高收入阶段，而多数未能完成追赶的经济体则在较长时期内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鉴于此，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这一概念是对于沿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真实存在的经济发展现象，基于统计数据考察而作的总结，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广泛共识，且符合一直以来学界对经济增长路径的认识。
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以及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当下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下台阶”的“新常态”，中国讨论如何避免“中
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后只要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发展，则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着看我们重蹈覆辙！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至少当前阶段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
就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若以世界银行1960年和2008年两个时间切面的数据为基础，全球范围内实际上仅有12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分布为：亚洲地区6个（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地区4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非洲地区1个（赤道几内亚），北美洲1个（波多黎各）。若对这些成功者进行观察，则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面积都非常小，除日本以外，人口数量也很少。对于我国这样典型的大国经济而言，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发现可模仿的发展路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数据来看，赤道几内亚这一国家人均GNI变动趋势可谓大起大落，它原本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世界范围内最不发达经济体之一，由于1996年在领海内发现大量石油资源而激发经济快速增长，迅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并于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上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跻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径可说完全不可复制。基于世行1961年以来的相关数据，按照我们的估算，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时间为15.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08%，而结合中国2013年人均GNI（6560美元）的现状，要达到当下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的时间为13年，但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长，总量方面不难看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艰难：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在未来15年左右应至少不低于5.08%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长率不低于平均值，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国可能很难在15.9年这一平均年限中顺利晋级，而是可能面临更长时期的考验。
简单地说，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需认识到因罕有大国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数成功者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且应努力避免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对经济赶超发展的危害。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即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基数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这些都是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问题。
产业革命加速更迭：须直面“技术赶超”的紧迫压力
每一次产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格局都会发生重要变化。爆发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直至19世纪中期结束，以纺织业为起点，因机械化大生产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如冶金工业、煤炭工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和海运）和制造业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而后
19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和德国为中心，全球爆发第二次产业革命（即电气革命），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房地产、汽车制造、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乘势而上，进一步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以最前沿的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稳固成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在此过程中，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崛起，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帮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基于产业革命是某一经济体经济腾飞重大契机的视角来理智看待“后发优势”。若从经济赶超的视角看来，产业革命更迭的时间区间也恰是后来赶超者可实现超越的时间区间，若在上一次产业革命阶段没能由技术后发优势而实现崛起，被动进入下一次产业革命阶段后，势必要发起和实现新一轮赶超，才有可能达到崛起目标。然而，从三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更迭在不断加速，从工业革命爆发到电气革命爆发，期间经历了约120年，而从电气革命爆发到信息技术革命爆发，期间仅经历了约80年。以我们目前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发展态势来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已隐约可见，产业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进赶超者的发展时间更加紧迫，这种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此同时，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贯彻经济赶超过程中，我国还必须将新技术方面基于创新的战略储备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国外现状来看，美国、日本等位于全球技术高地的国家，其已经全面实现产业化、凝结在全面推向市场的产品中的核心技术，虽然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却往往并非代表这些国家技术的真实水平。以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和液晶电视制造技术为例，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领先目前市场出售产品核心技术的两代、三代，而出于继续攫取高额利润等考虑，这些高端核心技术目前仅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实际上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战略储备。这意味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赶超的实现可能并非仅仅是追平目前技术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术战略储备水平。另一方面，就我国自身情况来看，作为一个科技爆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的科技研发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客观而论，我国毕竟已有一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领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配套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这些技术在应用中往往并不广泛和充分。然而，结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在这类技术成果方面充分“扬长”，对于达到领先水平的技术，无论是否能够迅速“接地气”，都要首先纳入技术战略储备梯队，积累、结合于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经济体主流技术的升级过程中。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须直面先进经济体和“霸主”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
比较而言，先行发达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在开创性地实现机械化大生产之后，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制品供给国和原棉进口国，一方面能够享受全球各地
源源不断供给而来的优质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够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取而代之的美国、德国也是如此。占尽先机的先行发达者往往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主导者，他们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而对于后发追赶者来说，经济发展的环境往往更为险峻，先进经济体和“霸主”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发展，使后发赶超者的发展势必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无法与美国相较，但在排序上已然跃至“世界老二”位置，作为一个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已今非昔比，种种磨擦、制约因素接踵而至。随着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除老大压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怼因素和麻烦制造行为，原来的“穷兄弟”们也容易离心离德。因此，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下，如何将特定情境处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夹击，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下力争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开国际贸易的共赢面，是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挑战。
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制约：须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
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制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日本为例，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出现由曾引以为豪的重化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型产业，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资源制约。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资源、能源方面由于“胡焕庸线”①所表达的基本国情之“半壁压强型”，和资源禀赋客观形成的以对环境压力最大的煤为基础能源绝对主力的格局，和前面三十年外延为主的粗放发展阶段，合成了资源、环境压力异乎寻常的“三重叠加”。②
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全国经济发展布局沿“胡焕庸线”这一中部主轴呈现突出的空间发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的“半壁压强型”这一基本国情，对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负面因素决不容忽视：若不能经过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的“压缩型—密集式”外延、粗放发展模式而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则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一方面在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通过技术水平、制度供给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制约，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较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通过制度变革激发管理创新的同时，降低劳动力之外的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综合效率，从而更优地实现资本积累而保障长期发展。
在基本的发展战略思路上，面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半壁压强型”之上“三重叠加”的制约这一基本国情，我们不得不更为侧重较复杂的供给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处理得当，我国经济才有望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一旦处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资源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态环境导致的发展硬约束，也可能是碰到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规划中，供给管理思路极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视。
人口基数与结构的挑战：须直面“未富先老”之势
除了资源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之外，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老龄化已呈“未富先老”之势。人口方面，总结来看大体有如下几点突出问题： 首先，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从以人均指标划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标准来看，我国步入高收入阶段注定是“路漫漫而修远”。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位居世界第二的我国GDP已达到9240270百万美元，但中国人均GDP仅为6807美元，距离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离美国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这意味着：若想让我国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的GDP总量需要达到16791970百万美元，即追平美国GDP总量。人均指标如迟迟不能达到高收入标准，我国经济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于“陷阱”之内。
其次，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有学者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时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要看到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我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压力性质的要求，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 再次，由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也是我们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考虑的不利因素。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个亚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国家。以色列颇有针对性、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其科技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劳动力基础，且是全球工业国家里平均学历程度排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业制度中特别重视人才培育，一直不断促进并保持着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现实需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错配，被动摩擦已在影响就业水平和消费水平，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与“软实力”不足：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
我国的深厚文化积淀如何转为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因素，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实际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极因素，至今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社会弥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惯于服从上级而不敢、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软实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实际上制约着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变化中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文化积淀与意识、信仰转变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子而非制约因子，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综合国力”中“硬实力”的上升才可能与“软实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国的现代化之梦不至落空，这更是一种深刻的、综合性的挑战。
第五篇 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案例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摘要】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在我国困扰众多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在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对我国陷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分析，相信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能通过采取推动收入分配公平、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 收入分配
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大关，从而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
（2）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这些原因在中国也能找到痕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历程中很容易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子。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超过1000美元，完成了贫困期的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突破了3000美元，2010年更是达到了4000美元上限。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99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996到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1219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中国已开始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加速期。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迹象也在中国逐渐显现。表现在：第一，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内需不足，从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影响其能否顺利跨越的因素很多，但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分配状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成功国家中日韩的收入分配状况较好。如日本仅为0.23，但与其相比，中国为0.474，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第二，城市化发展问题。城市化是指农村经历城镇化后，逐步在基础设施配备完全后，进入城市化的过程。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经济资源不同，使得各地的发展也不尽相同。这种状况下，我国城市化水平在各地不一样，有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为超级大城市，可以与华盛顿等国际都市相比，但有些地区发展严重落后。这种状况会引发社会不稳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在制度上有其特殊性。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我国是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加上抗日战争和内战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是我国资源、产业、人才都很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建国后特殊的政策，这些都对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造成影响。
（1）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初的按劳分配政策，其实是有差别的平均主义，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定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破除了改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