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文】
第一篇:《中国最好的易经大师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中国最好的易经大师竟然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提起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 元末明初）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元末明初）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明朝） 《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 清朝）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采访中著名易学专家求前大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世人不知的秘密，那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竟然是中国最好的易经大师。 《西游记》的成功绝非偶然，作者在写这部名著时，充分抓住了人们拜金主义的弱点，因为《西游记》的‘西’字在周易五行当中代表金，作为凡夫俗子都会把金钱利益看得很重，这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就像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苹果手机一样，苹果公司能有今天的辉煌也并非偶然。首先，她掌握了人性最大的弱点——虚荣心，作为这一弱点也是每个人致命的弱点，而且苹果手机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人喜爱钞票的这一偏好，由此大家也会发现最近苹果手机设计的最新款产品的规格尺寸恰好与人民币一致（有细心网友经过对比发现iPhone6 Plus真机和100元钞票非常接近），所以让苹果手机很轻松地打开了中国市场（在心理学上这叫条件反射，也叫触景生情）。言归正传接下来就让中国权威易学专家求前大师为大家讲一下《西游记》到底融入了多少周易五行元素，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唯有《西游记》的影响力最大。如今都已经翻拍成电视剧，而且已经翻拍了多次，然而真正能够让观众折服的完全呈现名著风采的电视剧，当属84年的老版电视剧《西游记》。据报道，老版电视剧西游记重播3千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现正在申请吉尼斯纪录。 《西游记》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描写出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爱好。《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
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点独具、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社会影响包括民间闹元宵活动中都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的身影。唐僧俗名陈袆，乳名江流，又名唐三藏、陈玄奘法师，数字‘三’五行为木；在故事里先有孙悟空，后有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是一只猴子，申猴五行属金，金能生水）。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于五行山（五指山）下500年，数字‘五’在五行之中为土，土能生金；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与猪八戒的三十六变，孙悟空的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历史记载玄奘627年出发到公元６４５ 年归来，也用了18年，以上这些数据都与易数相关。《西游记》不仅仅红火一时，近30年来，该剧重播了无数遍，且每一遍都有超出业界专家想像的收视成绩。为此求前大师表示，曾有业内人士进行了专业统计：从12－14岁年龄段到61岁以上年龄段，几乎每个年龄阶段观众群的收视基数都在90％左右，而同期相对较火的剧集基数要低下几成。不仅仅在中国，央视版《西游记》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典电视剧，在海外也不断重播。据说《西游记》在泰国播放时，泰国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因为小偷都回家看《西游记》去了。而在远隔重洋西方国家，《西游记》也得到很多人喜爱。
另外，这部著作还融入了心理学知识，例如孙悟空戴的帽子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约束人的紧箍咒（凡是喜欢戴高帽子者都无法摆脱这一魔咒），象这个例子也是求前大师经常跟客户及朋友提到的事情。曾有心理学家说过，如今的社会发展太快，出生年代相差3年，就会形成代沟。可是，这个说法对于央视版《西游记》完全不适用。《西游记》真正的做到了老少皆宜，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牙牙学语的幼儿，都不存在收视障碍，不管什么年龄，当《西游记》重播的时候，人们总是禁不住坐下来，再重温一遍。也许，《西游记》值得我国心理学家们认真研究探讨一下，看看“代沟”这个现如今困扰着人们的社会问题，能否从《西游记》中找到解决方法。
以不同的学历水平来统计，大学文化的收视基数为85.2%，而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人群的收视基数居然达到了100％。这样的收视率在中国电视业成长及发达以来都是罕见。
还有人评价说包括《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还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翻版。
求前大师指出，在著作中五行生克频频出现，《西游记》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是孙悟空，他是一只猴子并且是一只石猴，在周易五行学说上，山石为土、土能生金，于是齐天大圣就这么横空出世了；并且作者吴承恩还融入了佛学最高理念——佛门倡导的观念是四大皆空，‘悟空’就是‘悟道’，‘悟道’就是‘悟空’，‘空’就是‘道’，‘道’即是‘空’。可见作者在当时为了警示后人，用心是何等的良苦。第二位是唐僧，他是从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咱们再来看一下‘东土’这两个字，‘东’在五行之中代表木，这也包括唐僧被困宝象国被黄袍怪变成老虎（虎在五行上属木），详解见小说中第二十九回。木和土原本是相克的，那么问题来了，出现这种情况应该用什么方式方法化解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唐僧穿的袈裟没有，那就是用来化煞的，因为袈裟是红色的，红色五行属火，从而呈现木生火、火生土五行相生局面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唐僧的坐骑已经被赋予‘神化’色彩，而且还强调了老赤马对西行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在五行之中属火，同时‘赤色’也为以后的火龙形象以及白龙马在《西游记》中承担的五行‘火’的角色定下了调子。剩下的三位主人公就是求前大师不说大家也能猜到，这三位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另一个就是白龙马（小白龙）了。奥秘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出现是在孙悟空出现以后他们才随后相续出现的，而且他们都与水有着惟妙惟肖的关系，例如猪八戒，在生肖上叫亥猪、在五行之中代表水；沙和尚寄住于流沙河，河为水；鹰愁涧小白龙盘踞的地方，涧为水；出现这一格局都是由孙悟空引起的，因为猴（申猴）为金，金是可以生水的，所以才有后来的三位师弟——
白龙马（小白龙）有书记载是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火龙三太子），也有书记载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龙马三太子敖烈），白龙马（白为金、龙为土、马为火，火生土、土生金）
的表现与沙僧有相似之处。居中调和生克、凝聚五行的功能， 在作品中，孙悟空的动,白龙马的静，孙悟空的急，白龙马的稳，孙悟空的暴，白龙马的平，两者相互映衬。
猪八戒，‘八’在五行之中代表木，亥猪在五行之中代表水，木母，又名猪刚鬣、法号悟能，前身为天蓬元帅，九齿钉耙为其武器（九在五行之中代表金，从而呈现金生水、水生木格局）。
沙悟净，又叫沙僧，原为天宫玉皇大帝的卷帘大将，在书中也称土母、刀圭，五行属土，俗称沙和尚、沙僧。沙和尚一度曾在项下挂了九个（五行属金）骷髅头，一个‘九’和一个‘经’，加在一起，不正是个‘久经考验’的意思吗？总体来说沙僧只是在《西游记》中扮演了一个配角，例如《西游记》沙僧台词出现最多的也只不过是下面这些内容：
1、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2、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4、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5、师父，大师兄说得对。
6、大师兄，二师兄说得对。
7、二师兄，大师兄说得对。
8、师父，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9、师父！不能赶大师兄走啊！
10、二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1、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2、阿弥陀佛……
‘西’这个字是很有含金量的，因为在五行上代表金，就目前来看，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及综合实力比较雄厚，包括西方国家生产出售的商品价格也比较昂贵，这其中还包括西药方面在我们国内的医院药店内也比较盛行；至于国内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与西有关的除了《西游记》以外，还有象华西村、西施等在中国的声望都很高。据求前大师研究调查发现，吴承恩也是一名公共关系专家，他对人际关系处理的很到位，比如，凡是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了，这样的例子在剧情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接下来求前大师所要阐述的观点是——中华儿女们虽然只把《三国演义》（‘三’五行为木） 《水浒传》（五行为水） 《西游记》（五行为金） 《红楼梦》（‘红’五行为火）归纳为中国四大名著，但是在中国往往是五行相生并存的，那么这其中人们忽略了五行之土，既然是这样，哪一部名著能够与它们齐名并存在土的信息呢？在古典小说中能够让大家耳濡目染的当属蒲松龄（清朝）撰写的《聊斋志异》了，《聊斋志异》到底与五行之土有没有关联性呢？求前大师指出‘斋’代表什么，当然是房子了，房子属于建筑物确切地讲就是五行之土了。
吴承恩伴随着《西游记》的走红从而一举成名，他的功劳名气已经远远超越了当今易学界被公认为中国风水祖师爷——郭璞、杨筠松（杨救贫）、曾文辿、廖禹（廖瑀、廖金精）、赖布衣等人的能力及影响力，所以说吴承恩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易经大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实胜于雄辩’。综上所述，你可以否认求前大师的观点，但是你不能否认历史。
面对当前社会杂乱无章的风水文化，求前大师指出，能够与吴承恩相提并论的另一位权威易经大师名叫李春芳，他考察了旧日典章制度，对皇室吉凶大礼和对宗室供给赏赐作了严格规定，帝嘉许赐名《宗藩条例》。他于吴承恩亲密至深，是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策划者和校订者，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
第二篇:《《西游记》作者是否为吴承恩之讨论》
《西游记》作者是否为吴承恩之讨论
[摘要] 《西游记》问世时是一部未署名的作品，当时即有多种猜测，明清间“丘处机”说曾流行一时，至今仍有信从者；近来“吴承恩”说几乎成定论，但在学术界，因为证据薄弱不断受到质疑和否定，不时有各种主张与猜测。在《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与非吴承恩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总结诸家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观点及反驳意见等。
[关键词]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争论
纵览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推测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丘处机，考证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
现行的几种明版《西游记》均未署名。明世德堂刊本陈元之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只录了一些传闻而已。故而，作者是谁便成为学者一直争论的话题。
首先，关于《西游记》作者最早的推测是丘处机。最早见于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记证道书》与假借虞集名写的《西游证道书序》。该序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自此，许多学者认为《西游记》即为丘处机所写，或有人认为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所以此《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修丹证道”之书。
然而，丘处机是元代人，又是为道士，他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讲取经故事的小说《西游记》不少人有所怀疑。最早提出怀疑的是钱大昕与纪昀。纪昀是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来说的，他查出小说所写的官制都是明制，从而断定所写时代必为明代，所以作者不可能是元人丘处机。钱大昕则亲眼看到了丘处机所写的《西游记》。他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指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西行游记，与取经故事毫不相干。自此，丘处机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的说法不攻自破。
其后，则是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最早将吴承恩《西游记》推测为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是清初学者吴玉搢。乾隆十年，他在《山阳志遗》中，一方面对丘处机作《西游记》持认可态度，另一方面又推测说吴承恩将丘长春的《西游记》改为通俗演义了。“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指吴承恩）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吴玉搢的另一条证据是：“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乾隆三十六年，山阳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中承袭了吴玉搢的说法，更强调吴承恩的《西游记》为通俗演义：“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
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茶余客话》卷二一）然而，两人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之词。他们说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三条理由：必有所本；淮安方言；将丘氏《西游记》演义为小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
20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作者，用吴承恩说。鲁迅末明言作者是吴承恩，但一来对吴承恩生平特作介绍，在论述该小说内容与风格时，则引《淮安府志》论及吴承恩语。显然，鲁迅是把小说《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但并未找出新的证据。
对《西游记》作者论证最详的是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这篇考证一方面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大约生于正德之末，死于万历之处）。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吴承恩的若干首诗，特别是《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看出《西游记》作者的影子：“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但是，胡适先生的这篇考证远不及《红楼梦考证》所论的那么严密。因为要说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必须在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之间找到直接关系和说明此种直接关系的证据。譬如，吴承恩所写的是《西游记》小说，而不是同名的其他书等。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绕开了这一问题，直接接受了千人丁晏的观点。胡适自己说：“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避灾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以为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十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但是，《淮安府志》究竟记载了什么；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丁晏的话是否可靠，这些胡适都未加以考虑。
最早对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提出怀疑的是俞平伯。早在1933年，他就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明确提出：“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很难定。”叶德均也认为，《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1980年，矶部彰用传统目录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天启《淮安府志》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否定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两个新的有力证据。其一是“从传统目录学立场来看，不将为人喜爱的白话文学收入艺文之中，是基于士大夫的传统意识。即使把白话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如果说淮安府的府史书魄力采取了只将‘小说西游记’著录与文艺志的原则，这不符合通行做法”。“假如《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指的是三藏西天取经故事，那么它当属戏曲‘西游记’。”其二是发现《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清楚地写着‘吴承恩西游记’”。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游记。
与吴承恩直接接触过的同时代人稍晚的李维桢、吴国荣、陈文烛、丘度等人对吴承恩的诗文均有评论，但均未提及《西游记》。按常理，如果吴承恩作了《西游记》，而通俗小说《西游记》在当时又是名震一时的，对吴承恩稍有所接触与了解而且对他的诗文有评论的文人不可能对一部巨作丝毫不严，这并不符合常规。
1983年，章培恒先生在《社会科学展现》第四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章培恒先生此文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章培恒对认为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主要依据进行了一一反驳。一、天启《淮安
府志》“淮贤文目”在吴承恩名下记有《西游记》。章培恒先生指出，吴承恩作《西游记》说的理论基石是天启《淮安府志》和《千顷堂书目》。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千顷堂书目》卷八舆地类中，则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这说明吴作《西游记》不是小说，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苏兴的解释是：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有可能，天启《淮安府志》的作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当做“杂记”看待了。谢巍指出：《千顷堂书目》著录分类“颇多错谬”，将小说《西游记》列入史部舆地类，也不足为奇。因此，可以断定这个《西游记》就是小说。苏兴说吴承恩没有到荆府纪善的任上去，没有西游，也不可能写出游记《西游记》。但回辩者仍然没有材料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小说，故而仍为排除人们对吴承恩的《西游记》非小说的怀疑。二、从吴承恩《禹鼎志》、《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可以看出吴承恩有创作《西游记》的可能。章培恒先生分析了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与百回本《西游记》所写二郎神的内容不一致，从而证明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譬如《二郎搜山图歌》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而《西游记》对二郎神的称呼很多，唯独没有“清源公”之称，足见《西游记》的作者根本不知道，更不习惯于二郎神为“清源公”。至于吴承恩写有《禹鼎志》，章培恒先生则从《禹鼎志序》中所云“转赖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的话中，证明了《禹鼎志》所记之事当为十数事，若是十数篇，每篇必甚简短。无论此志写在《西游记》之前或之后，皆与洋洋大观的百回本《西游记》极不相衬。或以《禹鼎志》为素材，也绝写不出大书《西游记》说明，《禹鼎志》与《西游记》无关。三、《西游记》所用方言为吴承恩家乡淮安的方言。章培恒先生指出：《西游记》中的方言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的语言，而能作为淮安方言的词语，至多只有3个，因此，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的人。苏兴认为吴承恩的口语中可能夹杂些吴语方言，如果《西游记》中果真有3条纯属淮安的方言，反倒证明《西游记》可能是吴承恩所作。但是若要证明某语言是淮安方言，须证明此语只有淮安一带人独用而其他地方的人不懂也不用。而认定为淮安方言的论者，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譬如被列入淮安方言的几个词“山恶人善”、“骨冗”等，河北西北部一带的人也常挂在嘴边，并非为淮安人所特有。有不少学者用方言研究明清以来的小说作者，结果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都缺乏说服力，故而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章培恒的文章得到了许多学界人士的支持，徐朔方先生在介绍章培恒先生的主要观点后补充说：“明代文人以《西游记》为题的纪游之作并非绝无仅有之事。如万历十四年略前张瀚的《松窗梦语》一书中就有《西游记》和南北东游记。此处记载的《西游记》是嘉靖三十八年张瀚从家乡杭州出发，经安徽、湖广、溯三峡到成都、长安、太原的纪行之作。”他举出若干实例后说：“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写定者之一至少有待进一步论证才能成立。”此外，杨秉祺通过将吴承恩诗集中的诗词与《西游记》中的诗词对照研究，发现“二者的用词极不相同，风格也不相似”，证明两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刘勇强发现并提出了“非吴承恩”说的新证据，认为《西游记》第七回“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第二十九回“承恩八戒转山林”等3次出现“承恩”一词，“旧时文人如此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史不符合情理的”。尤其是“受箓承恩在玉京”一句，与吴承恩一生不得志的坎坷经历不符，吴承恩大约40岁才赴京选贡，在京受人白眼，心境凄凉，不可能有“箓”和“恩”。这确实是“非吴”说的一条有力证据。此后黄永年先生亦在1993年版的《西游记.前言》
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前面。”因此吴承恩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
李安纲认为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他说“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四十五岁以前热衷科举，四十五岁以后著《禹鼎志》，从其诗文及文友诗文记载中看，从未说过写小说之事。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
但针对李安纲的这一观点，刘振农列举了《吴承恩诗文集》中有关谈佛论道的诗文，认为吴承恩;对佛道二教皆有相当的接触了解”。李安纲仅凭《西游记研究参考资料》所收少量的吴承恩诗文，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