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学作文】
第一篇:《从边缘进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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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进入中心
作者：董贵 马雪丽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上》2015年第01期
【摘要】本文从作业的设计中正视学生的多元化，学生要回归现实，构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等三方面来谈小学中年级学生作业设计。
【关键词】小学 中年级 作业设计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2014年度课题《小学中年级语文作业创新设计的研究》成果，课题立项号（GS[2014]GHB1294）。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1-0047-02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育的过程是学生读写听说不断实践的过程，是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受到熏陶感染的过程，是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体验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还反映在学生作业上面。小学中年级语文教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教师在作业设计中较多地偏重学生对字、词技能技巧的操练功能，重视作业的短期功利价值。把学生看作是被教育、被塑造的对象，把教学看作是目标控制下的一套程序，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被无形地边缘化。然而，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知识的学习从直观重复向独立思索、渐渐揭示事物本质转变。所以，语文作业的设计就不能再是以外在于学生的活动为主，而应强化学生的自主行为训练，引导学生从“边缘”进入中心。在实际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作业的设计中正视学生的多元化
学生的家庭环境、认知发展、性别差异、学习风格差异等，使学生形成个体差异，表现出多元化人格。在以往教学中，我们总是按统一的要求看待每一个学生，忽视学生的差异。而现在我们认同学生的多元差异性，只有学生个体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佳发展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教学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学是平等的。
二、作业的设计中学生要回归现实
在日常作业设计中，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按照成人社会的生活来规划学生的学习。因而学生为了完成作业而写作业，听任权威，他们的自我是受他人的肯定或是否约束，久而久之学生被规划成了统一的模式，自我的东西越来越少。面对新的教育改革，需要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回归学生的现实生活世界和学生的本性，使学生在普通生活中发现自我，在习得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自己。教师应把作业的设计和学生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学习认识生活，通过生活来丰富知识。
三、作业的设计中建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第二篇:《从边缘迈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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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迈向中心
作者：冯晓春
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
摘要：新世纪以来，德国移民女作家频频问鼎各类文学奖项，在德国以及世界文坛广受瞩目，成为德国文坛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基于此，逐一介绍目前德国重要的移民女作家及其创作，评价她们的文学表现，探讨她们群体性崛起的原因，并指出女性写作在全球化进程和多元化社会中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德国移民女作家；新世纪；跨文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4-0143-03
一
从1955年开始，大量劳工移民进入德国，为战后德国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而这股最初带有浓重的经济和政治色彩的移民潮同时催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德国移民文学的诞生。它从最初的“客籍工人文学”（Gastarbeiterliteratur），日渐发展壮大，直至20世纪90年代营造了德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文学新气象，如今，德国移民文学使德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趋势，已经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变迁中，具备移民身份的德国移民作家们无论在创作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主题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转变，而这一创作主体本身的组成和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如果说第一代移民作家（创作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为清一色的男性的话，那么第二代移民作家（创作期开始于八九十年代）的组成则在来源国、尤其是性别结构上大为改观。8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土耳其女作家开始崛起于德国文坛，极大地丰富了德国移民文学的题材[1]。进入新世纪以后，德国移民女作家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不但创作数量以几何倍数增长，且频频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巨大声誉，成为德国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二
从新世纪以来德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移民女作家无论从个人到群体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以个体而言，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走向世界”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她因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绘了被放逐者的生活图景”而荣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一殊荣，她从文坛黑马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米勒还是一位具有移民背景的德语作家。赫塔·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偏远山区，与德语颇有渊源：她的父母同属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1973，她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她加入了罗马尼亚的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团。1987年，她离开罗马尼亚前往西德，目前定居柏林，专事写作。从7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开始，米勒的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多个领域。但无论何种体裁，她的作品始
第三篇:《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章 清
内容提要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中心 边缘
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
1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
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很显然，打通“晚清”*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向”（09&zd070）的先期成果。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 且不论今日，“五四”后不久，即有这样的言说方式。1923年《时事新报》一篇讨论思想界潮流的文字，就强调：“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见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1923年4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第1页。也难怪恽代英会以此撰文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见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第1页。 2 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19-37页。后来又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其所撰《被压抑
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3
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4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5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6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一书导言。 3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
4 关乎此，陈寅恪曾有精到的诠释，“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做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见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17页。
5
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收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1-74页。
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7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8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
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9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10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11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12“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多个7
8 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学生杂志》第11卷第9号，1924年9月，第42-47页。 乔平：《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书评）》，《清华周刊》第41卷第6期，1934年4月28日，第106页。
9 微拉·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中心与边缘为话题}.
10
11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2-8页；《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第2-5页。 12 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国》第16卷第9期，1957年5月5日，第1页。
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13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所谓“中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14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都不难发现这一点。
作为“生意”，《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一千本。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15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13 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 》1999年第6期，第77-81页；《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
14 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即撰有 Center and Periphe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一书，主要基于信仰与价值层面检讨中心社会所具有的权威地位。 15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3页。
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16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之”，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17《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不过，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18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19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管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20这当是指群益书社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也大致可推断《新青年》杂志借助这样的渠道可能16{中心与边缘为话题}.
17 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7页。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16年3月13日”， 第38页。
18
19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6年6月7日”，第94页。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版权页”即刊出《通信购书章程》，告知购买“本版书籍”的具体办法。而第1卷第2号“版权页”才登出“投稿简章”。
20 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大名、济南、烟台、太原、运城、西安、云南、贵州、兰州、成都、重庆、泸州、梁山、开封、广州、汕头、桂林、嘉应州、长沙、汉口、武昌、南昌、广信府、安庆、芜湖、屯溪、福州、厦门、坎市、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州、扬州、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处州、温州、奉天、吉林、龙江、哈尔滨、新加坡等。
第四篇:《立足边缘 服务中心1》
立足“边缘” 服务中心
芷江侗族自治县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吴李
城镇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个时期以来，城镇集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遇到了困难，大批职工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已日渐成为城市中边缘化的困难群体，由此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现阶段，我们要抢抓机遇，大力解放思想，紧紧围绕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一中心，将城镇集体经济做大做强，继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一、城镇集体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是城镇集体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城镇集体企业与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存在体制僵化、政企不分的弊端。其体制和管理模式已违背集体经济自愿组合、互助合作、共同劳动、独立经营、共享劳动成果的合作经济原则，产权边缘模糊，所有者缺位。普遍存在着吃大锅饭现象，企业没有活力，职工缺乏积极性，历史包袱沉重等机制不活的弱点，明显缺乏竞争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传统集体企业再难以得到国家计划的“惠顾”，完全进入市场竞争，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衰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县城镇集体企业发展为32家，但是到1998年，集体企业仅剩13家，主要集中在橡胶、塑料、包装等行业，这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
二是政策法规支撑不到位，城镇集体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国有企业改革有一系列的相应政策法规支撑，特别是从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企业不良资产处理到职工妥善安臵都制订了法规和优惠政策，使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城镇集体企业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其改革很难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我国没有出台具体的集体企业改革政策法规，集体企业改革主要是参照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法规的一些规定执行。由于集体企业存在着与国有企业的许多差异，集体企业改革发展举步维艰，如对县服装厂的改制，前后历时4年之久，其改革之难度可想而知。至2008年底，虽已成功改制7家企业，由于无完善的政策法规指导改制，各改制企业都存在遗留问题，以致于近年来，这些企业的职工不断上访。
三是城镇集体企业自身基础薄弱，缺乏发展后劲。由于城镇集体企业是由城镇个体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比起国有企业来，城镇集体企业从建立伊始就呈现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单一、资金缺乏、管理不善、经济效率差和从事一般性竞争激烈的行业特点。而收入少导致新职工特别是高技能人才进不来，城镇集体企业又呈现了整个职工队伍老化，整体素质不高的另一特点。加上历史包袱沉重，使我县传统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始终处于劣势。
四是城镇集体企业职工收入水平低，他们已成为城市中日渐边缘化的困难群体。据调查，我县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橡胶厂在岗职工工资只能按县域
内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5％发放，类似的集体企业基本如此。此外，相当一部分职工因企业欠缴社保基金而不能进入社会保障序列，在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中，拖欠保险费的现象也很普遍。生活困难导致了职工队伍思想不稳，上访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发展我县城镇集体企业经济的有利条件
一是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充分肯定与支持。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