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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张兆和 张兆和四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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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作文】

【篇一】回忆张兆和

悼念杨绛先生

悼念杨绛先生:看看她的生平,读读她的语录,绝好的高考作文素材

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确认,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一个半月后的7月17日,本是她105周岁生辰。

关于杨绛先生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

译的《唐o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生平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

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回忆张兆和

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

【篇二】回忆张兆和

郭沫若与沈从文的恩怨

郭沫若与沈从文的恩怨

【中国青年报】被郭沫若指为反动作家 沈从文曾两度自杀

沈从文(一九○二~一九八八),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一九四九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三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沈从文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四十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回忆张兆和

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一九四九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一九四八年,此前的二十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三百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

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一九六一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一九三六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的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

张兆和回忆说:“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一九六九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一九四九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一九五四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回忆张兆和

一九四九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一九八五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八十三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恩怨始末

1949年,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接到了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但是,沈从文选择留在北京。然而,此时,在北大校园里,左翼学生贴出了全文抄录的郭沫若《斥反动文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

郭沫若此文是1948年3月写的。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提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臣服在其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文中写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郭沫若为什么这么恨沈从文呢?原来,早在1930年,沈从文就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的,不适合写小说,空话太多,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在郭沫若的压力下,沈从文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曾经自杀未成。后来到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改写来源:傅国涌作:沈从文的1949)

鲁迅说他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

沉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沉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20世纪中国產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跡,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沉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沉从文產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沉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沉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沉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麼时,都提到沉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於沉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沉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沉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沉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徵,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沉从文在经歷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沉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著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沉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沉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衝突酿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年,朱光潜的《关於沉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歷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沉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著沉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也把沉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沉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沉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沉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著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沉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歷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啟发。此外,日本的沉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蒐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80年代中期以降,大陆沉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沉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繫;沉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沉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沉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為90年代后期沉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準备。

后人将他的“座次”与鲁迅并排

由於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歷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

1999年6月,《亚洲週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吶喊》位列第一,沉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这些產生於20世纪末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沉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沉从文,有的针对沉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沉从文却躋身於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希嘘。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沉从文就颇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沉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為经典,沉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边城》

回忆张兆和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1]回忆张兆和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篇三】回忆张兆和

沈从文的萌和羞涩

沈从文的萌和羞涩

1924年11月20号的日记里,沈从文说:“我病了,我确是有病!……我不能得到一晚安安稳稳睡过;总是醒上五六次;有时开起两只眼睛过一夜……在每次强烈的伤心刺激之后,我的病便发作了……啊!啊!五尺之躯,已是这般消磨了!”这种病是——“性的不道德——手淫!”

年轻时的沈从文,一方面为女性所困扰,一方面为鼻血所困扰。只好写信给朋友说:“我是又要流鼻血了的,这怪病,这由于生理的无办法的病,总是同我计划捣乱。既不能同任何女人好,也不敢去同娼妓住,结果总是一到某种时节就流鼻血。”弗洛伊德的男基友曾为此写了一本书,经过严密论证,并命名为大姨爹。

回忆张兆和

沈从文和巴金在青岛住一起,巴金写了《火》,沈从文写了《边城》,巴金一天能写七千字,沈从文一周能写三千字。

1935年沈从文写给巴金的信:“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

张充和写沈从文在美国总是一个人看电视,“我怕他听英文有障碍,自以为能地来帮他解释,谁知他已知底细,反来告诉我故事的原委。因为他看尽人事,写惯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对于文物疯狂的热情是从哪里来?是由于太祖前后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五三年全国文物展,毛问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左右说有沈从文,毛说:这也很好嘛。第二句还是这年的全国文代会上,毛问沈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其实这两句更多只能算作一句的客套话,让我感觉有些悲伤。

张充和写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刚结婚的时候住在西城达子营,有一天家里来了贼,沈从文先是大声呼唤别人,后来出门赶贼,手里紧紧拿了件武器——牙刷。

陈之藩去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张兆和出来了。当时陈的学校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的想像之外,张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一会儿就好了。”

沈从文这样的老好人,为什么要批范曾?因范曾写大字报批沈,一下子写出几百条来。范曾说沈从文和丁玲、黄苗子。萧乾在家里奏爵士乐,搞裴多菲俱乐部。殊不知去沈家里次数最多的是范曾夫妇,范曾揭发沈从文,不料却成了揭发自己,弄到最后欲损人却损己。难怪其画画,无论老子还是婴儿,全都是一副媚态。

有人问沈从文和老舍熟不熟,沈从文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在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里,沈从文比较喜欢的是张天翼和孙犁,他说他们都是"

自由主义",那个时候大部分人用这个词还是贬义。

沈从文有一首小诗《漓江半道》:“绿树蒙茸山鸟歌,溪涧清润秀色多。船上花猪睡容美,岸边水牛齐过河。”另外一首《西村》里就雅一点了:“西村景物美,江水碧清深。滩头晒长网,船上养乌豚。桔柚团栾绿,桐茶一抹青。曹邺读书处,阳朔在比邻。”

沈从文为自己的文集写的题识:“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沈从文《烛虚》:“大门前后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翌,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

黄苗子写过,他同沈从文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 轻声地更正说: "三位了。"”

张兆和告诉过金介甫,沈从文曾经和自己的表妹“两情切切”,后来这个姑娘嫁给了沈从文的六弟沈岳荃。另外,有一段他热烈追求一个“白脸姑娘”,最后被姑娘的弟弟骗去了1000块钱,是他当时财产的三分之一,因为他母亲卖房子得了三千块到沅州来。回忆张兆和

金介甫《沈从文传》:“闻一多和吴晗(吴是沈的学生,和沈夫人张兆和是同班同学)都想劝沈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可是经过反复敦劝之后,沈从文仍然重申他的坚定政策,不参加任何组织,哪怕是民主的组织。”

金介甫总结沈从文早期作品中人物的苦恼:性的苦恼、手淫、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和郁达夫比,少了赌钱、嫖妓和酗酒,但是金介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青年(或者说沈从文本人)根本没有钱“干缺德的坏事”。

沈从文的诗《颂》: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 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如同吃惯了樱桃的竹雀;辨得出樱桃香味。樱桃与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沈从文的求婚信: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得到的回复是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沈从文结婚三年后写了《主妇》:“一个人心头上的微风,吹到另外一个人生活里去时,是偶然还是必然……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

肆无边无涯?生命的取与,是昨天的好,当前的好,还是明天的好? ”

沈从文一辈子都没怎么学会用标点符号,一直靠张兆和给他改,他还一辈子没有学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拿了一块七毛钱稿费,三毛钱一千字,比给人抄书还要少点。

在乡下特立独行周济天下而无儿无女的大哥,功绩赫赫却被杀的弟弟,患难与共回到乡间饿死的妹妹,黄永玉说自己的表叔沈从文“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摘自《沈从文家事》

沈从文有一笔名为上官碧,文革时居无定所,晚年后分得一房,命名为“新新窄而霉小斋”。此事见于唐吟方《雀巢语屑》。

文革后期沈从文向历史博物馆馆长申报的选题: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完成)、绸缎史(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过手近十万件)、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马的应用装备进展史、乐舞乐伎的发展史……杨振亚馆长则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沈在激愤中离开。

沈从文回忆在博物馆的日子: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下雨,披个破麻袋。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上面是不许烤火,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

也有沈从文书信拥有者提出条件的,有个人说:“我这里有封信,你要不要?如果要,你就帮我孩子办出国。”沈龙朱只好说:“我们不要了。”沈龙朱遗憾地告诉作者说:“我们家人都没出国,怎么能有渠道帮助你出国?”摘自《沈从文家事》

黄永玉曾在沈从文墓地上立了块碑,写着:“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当沈从文回到故乡,当地一位县委女书记提议搞个什么从文广场,遭到沈龙朱兄弟的一致反对。沈龙朱问女书记道:“街上还有沈从文腊肉,你将来怎么管理?”结果那位书记很不高兴,拂袖而去,后来广场就没有以沈从文命名。

沈从文家书有关张兆和的称谓:兆和小姐,三三,三姊,三,叔文,兆和三毛姊,兆三姊,小妈妈,三姐,二伯妈,兆和,妈妈……其中称三三,三姊最多,自称则四弟或二哥。称“小妈妈”处多在反右,下放,还有处为家庭矛盾。记得沈从文刚北漂时曾以休芸芸给鲁迅写信,被鲁迅窘了一下,唉,一辈子的老小孩。

张允和有次去看沈从文,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又像哭又像笑的对她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张说:“我能看看吗?”沈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并没有给她。沈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聂华岑80年回大陆,有次在宴会上见到沈从文,发觉沈从文很少吃菜,一问,沈说,平时只吃面条,吃很多糖。聂说:“吃那么多糖对身体不好啊!”沈笑眯眯

地说:“因为以前爱上了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

去世3年前,一位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情形。沈说:“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客套地说:“您受苦受委屈了!”不想沈突然抱着她的胳膊大哭良久。沈年轻时有一段日记:“在桥上看到一个怀孕的女人,心里感到特别的难过。”想必沈也是视女子为水做的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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