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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西安事变史实》
西安事变史实
西安事变[编辑]
“双十二事变”重定向至此。关于1979年12月12日发生在韩国的政变，详见“双十二政变”。本条目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2009年3月28日） 加上此模板的编辑者需在讨论页说明此文中立性有争议的原因，以便让各编辑者讨论和改善。在编辑之前请务必察看讨论页。本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2010年5月23日） 请协助添加多方面可靠来源以改善这篇条目，无法查证的内容可能会被提出异议而移除。 国共谈判史
1949年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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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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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论 编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华民国政府时一场内部兵谏行动，最终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谈判下。最终蒋中正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获释，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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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背景
1.1 九一八事变1.2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1.3 中国共产党奉苏联指示的新政策1.4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5 一二九运动1.6 两广事变1.7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8 绥远抗战1.9 第一次宁夏战役1.10 山城堡战役1.11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
2 序幕3 事件经过4 结果5 后续
5.1 张学良回南京的原因5.2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5.3 杨虎城企图重掌兵权遭杀害5.4 张学良未被处死5.5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西安事变的回忆
6 评价
6.1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6.2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6.3 张学良自我评价6.4 其他方面的评价
7 参考文献8 研究书目9 外部链接10 参见
历史背景[编辑]
九一八事变[编辑]
位于陕西临潼华清池内的西安事变纪念碑（摄于2008年10月）
主条目：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编辑]
1934年6月，张学良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1] 10月14日，中国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剿共战争，中国共产党遭受重挫，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经万余里抵达陕北，中共官方称为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也先后抵达陕北。
中国共产党奉苏联指示的新政策[编辑]
1935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2]。11月下旬，张学良秘密会见尚
在狱中之老友杜重远，杜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影响，建议张在西北联合中国共产党之红军，共同抗日。
[1]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之指示，并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3]。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4]。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编辑]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1月22日，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师长牛元峰对红军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致使部队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官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官打死后，副官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坐镇督战。
一二九运动[编辑]
主条目：一二九运动
1935年11月13日，张学良在中共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5]12月9日，在中共动员下，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反分裂”，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两广事变[编辑]
主条目：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和平。{西安事变伤亡情况}.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由于不动干戈，就使当时实力非常强大的粤桂两大军团投诚），使蒋介石声望提高。叛方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必备的军队实力，无论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和两广部队相比较弱）。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编辑]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一举击溃阎锡山七个师。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6月，两广事件爆发，毛泽东对西南军事将领的行动表示赞赏，认为大好时机已来，决定利用此事件提早发动西北新国防政府，6月16日，毛泽东兴奋的向王明表示：“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中共中央电令川康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配合新政局：“时局已有新变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有迅速组织的必要，我们将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行动。[6]”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余日，华北韩复渠、宋哲元蕴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7] 未料到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筹组西北大联合的信心因此动摇。8月，潘汉年、张文彬带来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东北军立即配合红军发动有利
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一度称病拒见。8月21日，潘汉年劝张学良：“如蒋坚持剿共，就不会原谅张之联共，到时反蒋不成，东北军就成了俎上肉。”张学良为其所动。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由于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加上不满国民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张学良陕北剿共失败，丧失第一一○师、第一○九师及其师长。而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之关系。[8]张并反对内战，在旅欧期间，会见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9]。 绥远抗战[编辑]
晋绥军将领傅作义，于1936年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在当时的中国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张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向蒋介石要挟，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
第一次宁夏战役[编辑]
由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的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30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等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同时由于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斗剧烈，隶属张国焘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介石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红军发动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学良希望的结盟，应在红军能够打开与苏联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红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学良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山城堡战役[编辑]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的战斗能力，率领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红军，于是派他与中共秘密协商的中间人，王以哲统率与胡协同作战的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三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选择抛开友军，孤军深入，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之下怀。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了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学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编辑]
主条目：中国抗日战争
面对日本的节节进逼，蒋介石坚信将来中日必有一战，1932年，蒋设立了秘密军事委员会拟定抗日计划。中国政府和纳粹德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帮助国军提升战斗力。成立中国空军总部积极建立现代化中国海空军。中国空军飞行员到1939年即可驾驶现代化的战斗机及轰炸机，海军也将获得潜艇。这些备战措施基本上和剿共需求无关，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基本上推前了中国的抗日时间表。
序幕[编辑]
华清池景区内展出的五间厅内的会议室（摄于2008年10月）
1936年8月29日，得知中国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其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后，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西安调处。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0月2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杨虎城，询问西安社会形势不稳，杨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当天，蒋乘专列由临潼赴洛阳。张学良飞洛阳为蒋10月31日50岁大寿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介石拒绝。[10]
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赴苏皖闽。[10]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并向蒋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调三十万中央军进剿红军。
12月4日，蒋抵西安，仍住华清池。[11]蒋每日分批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与之“餐叙”，并与中央军政大员密议剿共计划，部署第六次大围剿，务求“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消灭红军。[11]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决以“至诚”感动蒋，劝蒋当全国的“民族英雄”。[11]张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蒋拒绝。是日晚，中国共产党收到张要叶剑英即日去西安之电报，“有要事待商”。[11]但叶并不急于启程，12月10日才从保安出发，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达西安（然后赴沪去宋庆龄那里取共产国际寄来之钱款）。
[11]
12月8日，张、杨商定以捉蒋方式强硬逼蒋联共抗日。[11]
五间厅内的警卫室（摄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学生们游行请愿。[11]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11]张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两人再次大吵，盛怒下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来源请求]
12月10日，张杨商妥行动计划。[11]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蒋在日记中留下：“今日汉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欤？”[12]晚间，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任务……
事件经过[编辑]
五间厅——西安事变之时蒋介石所住之处（摄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令行动。[11]张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住在张学良公馆里，令木匠出身涂胜华做一部一百瓦电台于这天做好。[11]刘鼎玫电周恩来，说“全西北蒋张对立己成不可掩饰的事实”。[1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13]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14]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
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15][16]西安事变爆发。
五间厅窗户上的“西安事变”枪战弹孔（摄于2008年10月）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7] 当晚十一点半，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叛乱，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5人增至7人。
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洲籍友人威廉·亨瑞·端纳。他是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一生事业都在中国，曾赞助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宋美龄毅然离开南京，飞赴西安。[18]宋子文、端纳与之同行。[18]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经孔祥熙秘书乔辅三得知事变。日本报纸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蒋中正遭监禁的讯息[19]。
12月14日，张学良观阅缴获的蒋介石日记，明白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之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中正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张学良坦承错误，并希望蒋中正能移往安全地方，但遭到拒绝。张学良致电宋美龄，希望夫人到西安一趟[20]。此说法存在争议，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情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于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之一”。在文章中，郭增恺郑重表示：“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21]
由于西安事变消息是由日本第一个报道出去，同时汪精卫正在德国与希特勒会晤，让斯大林认为此事变为日本阴谋制造中国内战，并担心蒋中正一旦被杀，中国可能会参与缔结德日防共协定。12月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中正[22]。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23]也公开支持蒋介石。
12月14日，蒋中正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犠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险来西安”[24]。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原执意杀蒋介石，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25]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26]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参与斡旋。[27]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