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文】
第一篇:《邓小平的两个政治交待》
邓小平的两个政治交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日期：2014-6-24
倪德刚
政治家的政治交待，都不是小问题，而且也不是轻意做出的。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明确讲过政治交待。在他退休前4个月，1989年5月，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他说：“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78页)这个政治交待主要讲了中央人事问题。退休4年后，1993年8月，他对有关负责人又讲了一次政治交待。他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这次政治交待主要讲的是中国命运问题。邓小平的两个政治交待，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
一、关于中央人事问题的政治交待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核心是交待两个大问题。一是选什么样的人当中央领导人和如何组建中央领导班子。二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
（一）关于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班子的选任原则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交待了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第二，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
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第三，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第四，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所谓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标准：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第五，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交待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二）关于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原则
人选好了不等于事业干好了。党的90多年历史，也曾产生过一些领导人和领导班子，给党和人民的脸上抹黑，甚至造成灾难。邓小平在这次政治交待中，对于怎样当好中央领导人，中央领导班子怎样才能干好，讲了以下原则。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党的领导人的眼界和胸怀决定党的事业成败。邓小平总结历史说：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邓小平指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强调：“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
邓小平讲的眼界和胸怀，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要求。
二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大业进程中，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担，担承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干好和走好每一步必须胸怀全局，放眼未来。邓小平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邓小平讲的大局观念与战略眼光，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应有的政治责任，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方法。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让过步，也从未放松过。说不让步，在这次谈话中，他指出：“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说不放松，这次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5页)
邓小平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牢牢抓住的政治生命线，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保障。
四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邓小平交待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我们是真正反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二是“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
信于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三是“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四是惩治腐败，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要看到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他举例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随后不久，邓小平再次强调：“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邓小平讲的反腐败，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有力武器。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邓小平讲了两个亲身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他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第二例子，他说，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所以，他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
邓小平讲的团结，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共同遵守的政治原则，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原则。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一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高低和历史贡献的大小是具体的。决定“高低”和“大小”的要件是由领导成员、领导班子、领导核心构成的。邓小平积其一生政治智慧、倾其一生政治体会，对三个“要件”做出了明确的交待。
第一，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邓小平说：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进了班子后，怎样改进和提高呢?邓小平强调两点：一是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二是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因为，“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 第二，关于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指出：“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对领导班子满意而不是对领导班子每个成员满意，这是邓小平对中央领导班子的总要求。满意的标准是干出实绩。邓小平以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例，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
第三，关于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在谈话最后强调：“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
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
对于领导核心是关键，邓小平在这次谈话后不久，进一步明确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没有核心靠不住，邓小平讲两个史实：其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其二，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所以，邓小平强调：“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邓小平讲的领导成员、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义务和责任，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共同遵循的政治准则，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准则。
邓小平关于怎样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政治交待集中体现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301页)。
二、关于中国命运问题的政治交待
邓小平讲的第二个政治交待，是指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众所周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转引自《郑必坚论集》上卷第258页)可以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最根本、最全面的最后政治交待。
邓小平对第三卷文选的评价是：其一，“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2页)其二，“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2页)所以，邓小平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待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 既然是政治交待，邓小平晚年对这部文选，高度重视，耗费了大量心血。
（一）编一本好书，不好的东西，宁可不要。1992年12月8日，邓小平同意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第三卷。1993年5月4日，89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初审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看后，他说：“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整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0页)
政治交待是“立言”，“立言”的东西就要慎之又慎，不成熟的东西宁可不要，文字都要下功夫，这就是邓小平对待文选三卷的态度。
（二）做一篇好文章。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收入文选第三卷的每一篇文章，邓小平都精益求精、仔细审读。仅举一例，1993年6月11日邓小平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整理稿时。指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
第二篇:《毛泽东与邓小平反腐败思想之比较2》
毛泽东与邓小平反腐败思想之比较
指导老师：张淑明 01政本（二）黄河
【摘要】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领导这场斗争的漫长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与邓小平就腐败产生的根源、反腐败的途径，以及坚持整顿党风与反腐倡廉的有机结合等方面做出了相同又迥异的探索。{邓小平与今天的腐败}.
【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思想教育 民主监督 法律约束 整顿党风 反腐倡廉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反腐败思想。比较起来，两位伟人的反腐败思想有许多相通和契合之点，也有较大的歧异和不同之处。但总的来说，后者继承和拓展了前者的思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就两位伟人的反腐败思想作一比较和探讨。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关于腐败产生的根源，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1]这可以从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中得到证实。“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的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2]而“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3]毛泽东进而指出，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这种作风的产生在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4]而官僚主义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问题。”[5]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用毛泽东的话来讲，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资产阶级的包围中，各种极端恶浊的错误思想像灰尘一样，每天都向我们的脸上扑来，各种微生物每
天都在玷污我们清洁的肌体。因此，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自身建设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有的干部还可能“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6]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方面的原因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也重视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他在分析党内不正之风的“风源”时指出：封建主义残余是党内不正之风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7]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封建意识形态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善，这就决定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必然侵蚀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败坏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外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增加了，成为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主要来源。邓小平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的混乱造成的影响。”[8]在邓小平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确实存在。“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非常严重。”[9]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因此，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
[10]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具有必然的联系。
尽管毛泽东与邓小平都重视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但邓小平更加强调制度方面的根源。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