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学作文】
第一篇:《荒唐皇帝朱厚照与妓女刘美人的故事 刘美人是谁？》
荒唐皇帝朱厚照与妓女刘美人的故事 刘美人是谁？
只要打开电脑，输入“荒唐皇帝”，肯定可以看到明武宗的大名。他之所以会榜上有名，不外有它，主要是他纵容宦官乱政和贪恋美色。
说到明武宗的纵情声色，那是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他有爱无类，也有幸无类。只要是美女，只要令他心动，不管是少妇、幼女、孕妇、妓女，他都想要临幸，都希望试试是何滋味，以满足日夜滋长的无穷的好奇心和淫乱心。武宗和妓女驰名历史的艳闻，大概要数太原妓女刘美人。
明武宗是怎样认识太原妓女刘美人的?这不得不说一下这位皇帝的另类爱好：微服私访。提及微服私访，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明武宗，而是清朝康熙。这源于影视宣传的巨大作用。
其实，清朝康熙的那些游山玩水与风流韵事，比起浪子皇帝明武宗来说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关于明武宗的五次出巡，民间故事与戏曲中都有体现，“大圈圈里面有个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这是一句令后世溥仪皇帝顾影自怜的京剧唱白。而当年，放浪形骸的明武宗就是厌倦了黄圈圈里刻板而又缺乏刺激的生活，走出皇宫，醉卧酒肆，夜宿娼家，他与酒家女李凤姐的邂逅，在京剧《游龙戏凤》里被演义成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笔者已经另有文章论述，在此就不多言)
1518年，第四次出巡的明武宗来到了太原，正史上对于他在太原的行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因为他出巡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自然难有什么政绩与训诫值得留之青史，但是，一部《明武宗外记》却将他在太原的绝对隐私暴露无遗。
原来，明武宗到达太原后，轻描淡写地问过地方事务，就原形毕露，和以往一样，广索美女与乐工。在众多美艳的歌妓中，明武宗找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宠幸的女人，她就是乐户刘良的女儿、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美人。从此，这位色技双绝的妓女留在了武宗身边，日夜不离左右。武宗带着刘美人游山玩水。过榆林后，返回京城，同入豹房。武宗和刘美人日夜寻乐，畅快无比，武宗便称她为美人。 后来，武宗辟西内腾禧殿，专供刘美人享用。刘美人独宠专房，和武宗同饮食起居。武宗宠幸刘美人，对她言听计从。左右随从如果触怒了武宗，都要乞求刘美人救命，刘美人往往一笑而解之，众随从便视刘美人为救星，连近侍心腹江彬等，也俯首贴耳，见到刘美人马上触首叩见，以母事奉，并尊呼为刘娘娘。武宗纵猎游玩，刘美人每谏必止。
第二年，宁王在南昌发动叛乱，尽管局势已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一意孤行不听群臣阻谏的明武宗却趁机了却南巡的愿望。出征前，率军先行的明武宗与刘美人相约日后接她到军中随行，刘美人拔下头簪作为使者的信物。不巧，这枚头簪却在芦沟桥遗失，不见信物，刘美人对迎接她的使者耍起了小脾气，于是，明武宗丢下南征大军不顾，星夜兼程，乘小船亲自回去迎接刘美人。然而，此次南巡回到北京不久，纵欲无度的明武宗还没有来得及给刘美人留下任何名份与封号就病死在他的豹房之中，刘美人从此不知所终，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浪漫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呜呼，一位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竟然为一个出身妓女的刘美人，为讨得欢心，抛下大军不顾，星夜兼程，乘小船亲自回去迎接，看似重情重义，实则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如此皇帝、这般治国，岂不是孰重孰轻都分不清楚了吗?偏爱美色到了此等地步，“荒唐皇帝”之名确实也名符其实了。
可叹的是，宠爱了一人，却坑害了国家，伤害了民众，江山社稷焉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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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历史知识背后的故事：老北京妓院的规矩》
历史知识背后的故事:老北京妓院的规矩 旧社会开妓院有规矩，也有一些迷信活动，今将所知的妓院“过班”、“出外条子”、“老鸨子教峻雏妓接客手段”、“妓女熘弯”、“踩屋子”、“燎屋子”作一简要介绍。
1、“过班”：就是嫖客带自己的女朋友去逛妓院，目的是‘玩票”。大多有钱人家小姐，出于好奇，愿意看看妓院，这叫‘过班”。妓院按着一般“打茶围”方式接待他们。伙计们端上几盘鲜货果品，为男的上烟，老妈子侍候。本来旧社会的妓院有个极严格的规矩，不让社会上的女子走进妓院，也非常烦这种事情。但由于是熟客带的女客，也只好应酬一下。不过开钱时得增加一倍，比如一般“打茶围”10 元，它就得花20 元。还有伙计买的鲜货、烟卷、小费钱，怎么也得开销100元。女客去妓院有的会唱可以唱两句，妓院可以打开留声机放两段。
2、“出外条子”： “出外条子”即是妓女出妓院外陪客、佐酒、打闹、说笑、唱歌曲、唱戏。出外条子分两种：一种是官条子如去宪兵队、**署等地方陪客，他们根本不给钱。还有出私条子，如巨商大贾，有头有脸绅士、他们给妓院打电话，专点几个妓女陪客助酒，包车接送、陪客人吃喝划拳。还有二三等妓院里的妓女，到男家去住，叫“外局”。这样的妓女是在妓院中有威信而且订的卖身契也快到期了，并且这位叫“外局”的男客人身价也高。住外局的姑娘由窑头亲信跟着姑娘，从外表上看好似侍候姑娘，实质上是监视着姑娘。
3、老鸡子教唆一些雏妓接待客人的手段就是“掐、打、拧、捶、
咬、哭、死、从良、跑”，为了向嫖客要钱，便撒娇，掐、拧、打、咬嫖客。有时以哭、死相威胁，有时佯装从良，有时想约定嫖客同走天涯，实际上都是假的。老鸨子教雏妓接待客人礼节。但又限制妓女与军警宪特、地痞流氓太近乎，如果妓女交上他们，鸨母就会鸡飞蛋打了。
旧社会还有一种“靠人的”，又叫“吃花台”。小伙长得非常漂亮，成了妓女“热客”，妓女时常给他钱“倒贴”，这样掌班的就会吃亏，因此，窑头不让妓女接近这种人。
所以咯，那些言情小说里写的穿越到青楼的，哪有这么容易跑啊…
4、“遛弯”：四等妓院有个特殊情况，与一、二、三等迥然不同，就是四等妓院里的妓女在春、夏、秋三季，特别是夏天的傍晚5 点多钟，晚饭毕，由妓院的窑头、伙计领着一个院里的八九个姑娘到大街上遛弯，不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而是零零乱乱的。她们在北市场遛遛，招摇过市，专给北市场的买卖人看，起到了广告作用。到老北站广场遛一圈再返回妓院，坐在自己小板凳上，等待接客。遛弯约一个钟头，几乎北市场的四等妓院里的妓女都出来遛弯。回到妓院开始晚班营业(叫“灯花”开始了)。
5、踩屋子”与“燎屋子”：有的妓院中的某个妓女，在一个时期接客不多，老鸨子、窑头、掌班的收入不好。那时讲迷信。旧时妓院供奉祖师爷是管仲，为管仲供神牌，妓女给管仲叩头烧香，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尿盆，跪在管仲牌前，边敲尿盆边祷告：“祖师爷，您保证
我客人多广那个妓女将附近的一个小男孩抱到自己屋子里，给他买糖果、冰糕，哄着他：“姨姨喜欢你。”将他放到自己床上，让他在床上跳跳蹦蹦，这叫“踩屋子”，迷信认为是驱除邪祟，会迎来更多的客人。
有的妓女在一个阶段嫖客少，窑头、掌班的便让她“燎屋子”。将黄表纸点着，在桌子底下、床底下燎。还有的妓女在“一个时期，“窑皮”(经常泡在妓院但不花钱，泡蘑菇，耍无赖)常来缠，妓女也点着黄表纸“燎窑皮”。
6、忌讳
a、妓院在早晨起床到吃早饭前有十大忌：不许说“神、 鬼 、庙、桥、塔、龙、虎、梦，妖、牙”。{妓女de故事}.
b、妓院窑主十大拿：阴、损、毒、辣、坏、凶、狠、真、假、快。(为毛我想到容嬷嬷。。)
c、妓院中妓女九绝(九种对嫖客手段)： 掐、打、媚、捶、咬、笑、死、从良、跑。
d、妓院中大茶壶手段：熘须拍马捧，点头哈腰，看人放菜碟，狗眼看人低
第三篇:《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
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
时间:2010-01-20 19:49 作者:董丽敏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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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新中国的重要表征，上世纪50年代的妓女改造是被当代作家反复书写的文学事件之一。本文以《小巷深处》（1955）、《红尘》（1985）和《红粉》（1993）为个案，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文本如何形成了对同一母题的不同叙事经验/模式，在20世纪中国禁娼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来把握50年代妓女改造的实质，讨论上述文本是如何以文学想象来呼应、淡忘甚至割裂历史经验的。另外，以今天文学无力回应现实/历史的书写困境为问题意识，回溯最近六十年中国作家的现实立场、历史观念及叙事伦理的变与不变，分析50年代妓女改造所蕴藏的社会主义经验为何会在文学书写中被逐渐搁置甚至遗弃，并尝试探索文学与现实/历史关系重建的可能性。
作为新中国的重要表征之一，“50年代的妓女改造”运动不仅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性实践而在社会生活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因被不同时代的书写者反复改写而成为一种历久而弥新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与想象的博弈之间，在不断迁徙的叙事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体验、情感、价值层层叠加/交织在“50年代妓女改造”事件之上，从而使得该事件日趋丰富而暧昧，成为一种因模糊了时空边界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定场域。
为何“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会引起不同时代的文学书写者的普遍关注？我们又该如何来对待、处理被多重关注所堆积/涂改的“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贺萧（Gail B.Hershatter）曾经指出：{妓女de故事}.
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
如果注意到“妓女”、“娼妓业”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且还具备作为隐喻的种种复杂意蕴的话；那么，我们大概能够体会，新中国在50年代对于“妓女”、“娼妓业”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或行业调整，同时它也应该包含着对隐喻的重新构造：意识形态的介入，情感伦理的嬗变，新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的重新想象与塑造，等等。
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的关注，显然就不只是涉及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与再现，而且还指向了对氤氲于这一历史事件周围的各种“隐喻”的认识、评价和重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隐藏在“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背后的新中国的不同想象和定位，可能才是
不同时期的文学书写者真正的兴趣所在。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进入文学文本，那么，我们对于《小巷深处》（陆文夫，1955年）、《红尘》（霍达，1985年）、《红粉》（苏童，1993年）等一系列描写“50年代妓女改造”的文学文本的解读，显然就需要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来展开。以不同的文学文本为切入口去体验不同时代的叙事者的立场/心情，去清理具体的历史运动与文学/文化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尝试将被不同的文本强化/忽略/掩盖的历史碎片重新放置到特定情境中去呈现其意义，从而重建现实/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而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在后现代主义式的质疑弥散的当下，由此就成为我们重读“50年代妓女改造”系列文本一种不无希冀的企图所在。
一
作为妓女题材的文本最引人关注也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符码之一，“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因为指向了妓女谋生的特殊手段，因而覆盖上了欲望、道德、罪恶、爱情、病症等多种因素，既是作者想象力最为膨胀的地方，也往往成为读者最感兴趣的关注点所在。
在《三言二拍》以降的传统妓女题材文本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道德劝诫还是别寄情怀，妓女如何风情万种、蛊惑人心，通常都是作为妓女身体故事而被文本大肆宣扬的。
然而，“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对于改造前的妓女“身体”的呈现却相当耐人寻味——三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以回忆视角展开对女主人公妓女生涯的叙述，妓女原本最吸引人的身体故事由此变得隐隐约约，支离破碎：《小巷深处》以徐文霞的回忆快速地闪过了其雏妓时代，其间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众妓女拉客未果的记忆碎片；《红尘》以德子媳妇的诉苦带出了其皮肉生涯，但重心是在言说自己被卖八次的苦难，而妓女经历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红粉》，也只是在秋仪与小萼、小萼与劳动营女干部等的对话中透露出以往的妓女生活点滴，其妓女生活的特定内容也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在这样的叙事格局中，传统的妓女题材文本特别强调的与“身体”有关的细节，包括风情、欢爱、交易等，其实都被淡化甚至剔除掉了。
由此可以看到，在处理妓女“身体”上，“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通常的妓女题材文学的处理模式，妓女身体的诱惑，已经不再是这类小说关注的重点。
如果说，着眼于妓女身体、专注于男欢女爱的主题是性匮乏、性压抑的“前现代”时期，妓女题材故事常见的一种讲述方式；那么“50年代妓女改造”文本对于那些与妓女“身体”有关的细节，包括风情、欢爱、交易等的淡化甚至剔除的处理，至少表明，这些文本显然已经不想再通过对妓女身体故事的讲述，继续重复对性压抑时代的控诉与反抗。那么，从这样的叙事起点出发，这些文本到底想讲述怎样新的“身体”故事呢？
1.《小巷深处》：屈辱—幸福的身体
作为与“50年代妓女改造”同步的典型文本之一，《小巷深处》以“屈辱”的身体取代“诱惑”的身体作为故事讲述的起点，从而开始了改写妓女身体叙事的尝试：是秋雨湿漉的黄昏，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屋角边、弄堂口，游荡着一些妖艳的妇女。她们有的像幽灵似的移动，有的象喝醉酒似的依在电线木杆上，两手交叉在胸前，故意把乳房隆起。
在叙事者/主人公的视野中，旧时代妓女尽管身体妖娆，举止放纵，但是在具有象征色彩的“凄风苦雨”的映衬下，给人的感觉却如幽灵一般诡异，让人敬而远之：一方面，“放纵”的身体因为过于突出女性生理特征而使妓女有别于常态的女性，让人产生一种非人的危险感、畏惧感；另一方面，妓女们显然对自己“放纵”的身体产生的不良效应缺少必要的反省——如果说对身体的知觉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标志的话，那么这种无知无觉无疑就是“鬼”的标签。这样，“放纵”的身体显然就并不指向现代性意义上的身体解放，而是洋溢着反常态世界的鬼魅性。
为了强化这一点，小说甚至还特别赋予其中的雏妓“阿四妹”一张“瘦削而敷满白粉的脸”，强调“映着灯光更显得惨白惨白”。应该说，“阿四妹”“敷满白粉的脸”实际上是将上述幽灵似的妓女群落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它通过突出令人惊悚的一面而具有了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 ）所说的“面具”效应。这样恐怖的“面具”，既反馈了叙事者严厉的道德审判意味——一种通过将其妖魔化而将其从正常世界中驱逐出去的努力；同时却也指向了妓女藉由特殊的职业“化妆”而造成的身体的虚假——一个甚至连自己也难以辨认当然也更难以认同的身体。由此“屈辱”的身体感觉其内涵就相当复杂，既有传统的道德训诫的要求，又包含着现代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需要。{妓女de故事}.
建立在这样“屈辱”的身体感觉上，《小巷深处》所书写的“50年代妓女改造”故事，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如何将“屈辱”感驱逐出妓女的身体，即如何通过将妓女身体去魅从而生产出“新”的身体的故事上。在小说中，作为改造的结果，这个“新”的身体首先体现在徐文霞身体的娴雅朴素上，这一身体状态与其在下班后闭门不出、谢绝与异性搭讪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就是强调了徐文霞向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回归。可以说，在压抑性征、回归正统这一点上，《小
巷深处》所书写的“50年代妓女改造”与传统的“妓女从良”故事是有着某种内在相通性的。
但新的身体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对徐文霞来说，从放纵的身体到压抑的身体之所以可以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倒退到传统的“从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引进了新的“幸福”观念，从而使得身体的意义、身体的感知内容、身体的内在功能等发生了根本变化：
她记不清母亲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母爱的滋味，人间的幸福就莫过如此吧，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
“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作为徐文霞“幸福感”的主要内容，包含着一系列的信息：首先，这一幸福感建立在妓女群落与常态世界之间隔阂的打破基础上，当“阳光”可以普照在曾经的妓女头上的时候，意味着改造后的妓女终于走出了使她沉沦于幽灵世界的黑夜，成功地重返常态世界；其次，这一幸福感还在于，改造后的妓女重返常态世界并不是低眉俯首的，而是昂首挺胸的。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到，是基于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是建立在包括单位领导、同事、丈夫等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对重新站立起来的“姐姐妹妹”的基于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平等接纳上的。因此，“抬着头”这一姿态明显是将改造后的妓女与传统的从良妓女区分了开来，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经典新中国表述一种具体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尊严的“人”的形象。
从“屈辱”到“尊严”，《小巷深处》以身体为载体，通过对妓女改造前后身体的不同感知内容的呈现，论证了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群落在新中国觉悟、反省乃至重新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从而归纳出了“19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其成功缘由所在。
2.《红尘》：苦难—从良的身体
与《小巷深处》不同，在80年代“反思”文学潮流中出现的《红尘》发掘出了“苦难”作为主人公德子媳妇妓女前史的基本内涵。
德子媳妇之所以沦落为妓女，在叙事者的视野中，主要被归结为“比黄连还苦十分”的命运：“家乡遭了大灾，先是旱，后是涝，庄稼一粒都没收上来”，“地主还堵着门催租讨债”，父亲迫于无奈只能将她卖给人贩子，从此她不停地辗转于各种有钱人的家庭，直至最后被卖入妓院。
在德子媳妇的记忆中，妓院仿佛“魔窟”，是个人经受的“苦难”的集大成之所：
一张张狰狞的脸，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一只只罪恶的手在她眼前团团转，吆五喝六的猜拳行令，放荡的笑声，污秽不堪的言语，姐妹们的呻吟和啜泣，在她耳边嗡嗡响。苦井！
当妓女生涯被处理为“苦难”而这“苦难”被单纯地视为是一种阶级压迫的结果的时候，“妓女”本身就被当作了无恶化的存在，“苦难”意味则被政治化、合法化了。由此妓女的解放就必然会依赖国家行为：国家对妓院的取缔，国家对改造后妓女的妥善安置在《红尘》中，德子媳妇的确也是因为新中国的禁娼运动而告别了臭窑姐的生涯，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红尘》的叙述时间是从1965年开始的，因此改造后的德子媳妇是否经由“解放”真正摆脱了“苦难”的身体，才是《红尘》叙述者关注的真正焦点所在。尽管主流话语赋予了妓女改造以“解放”的意味，但在德子媳妇的个人话语表述中，却有意无意地将“解放”误读为了“从良”。这种误读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更落实在现实中：
衣裳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他出车回来，饭菜早就预备好了，变着法儿地给他调剂口味夏天，德子吃完晚饭往凉席上一躺，媳妇坐在旁边，手里拿把芭蕉扇，给他轰蚊子。冬天，一只热水袋早把被窝捂热了。
以男性/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设计，收缩回婚姻/家庭的生存空间设计，低眉俯首的感恩／赎罪心态。可以说，经过改造，德子媳妇的身体主要是落实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女性的基本规范要求而更接近于像杜十娘这样的传统妓女所设想的;从良”道路。而由于更多被动地倚重国家的力量才实现了这样的;从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德子媳妇是比以个人力量争取从良的杜十娘更倒退的。在这个层面上，《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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