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中作文】
篇一:《高考作文素材积累国学大师》
高考作文素材积累——人物篇（国学大师）
一、[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 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接受清华邀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但要辞职需找个相当资格的人代替，赵元任与系主任都觉得，只有陈寅恪有资格接替他，便给远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写信征求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 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 1925年，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回国。这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 评价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二、[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1901年赴日本留学。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 靠不住的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他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他不附和，也不驳难。
◎ 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在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但是，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
宁静无悔的选择，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内心深处的一种恬然吧！
三、[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
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章太炎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没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
◎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袁世凯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四、[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 才思敏捷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 爱国救国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 真诚宽容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 笃信科学
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生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
四、[陈垣]{人生的境界作文素材}.
陈垣（1880—197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着；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 信有师生同父子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两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 赤子之心斥败类
抗战期间，陈垣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
五、[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８岁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04年春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聪明过人，记忆惊人
刘师培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有一次，冶春后社诗人程善之从上海购得新出版的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邀请刘师培、方地山二人共同浏览。时近晌午，佣人来喊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刘方二人。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还缺十数个地方。程善之不解其意，直等到方地山也来吃饭时，程问为何姗姗来迟。方答曰：“我刚才默记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一张蒙古全图有千把个地名，而且个个佶屈聱牙，仅一两个时辰，怎可能记住？简直是活说大三光！方说：“我方某人不敢自夸能全背下来，但我保证刘师培绝没有多少误差。”
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块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而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授课不带片纸，信手拈来。“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一笔烂字不成书
刘师培以“一笔烂字”出名。据说当年他考秀才时，被主考官形容为“字如花蚊脚，丑细不成书”。在北大当教授时，他的字被公认为倒数第一。
有趣的是，刘师培对自己的字却自我感觉良好，说：“我书之佳趣，唯章太炎知之。”有一次与同为国学大师的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哭起穷来，觉得当教授没劲还不如下海卖字算了，还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想刘师培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又不好意思黄他的面子，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先生只要签刘师培三个字，就有人肯出钱买了。”
六、[黄侃]
篇二:《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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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高考作文素材》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