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文】
第一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观后感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
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一式，都招来宣王的连连喝彩。在十几年的宫廷音乐生涯中，宣王爱之甚深，常常招之门下，与其谈论竽之技巧，并授之以“乐师”之美称。然而，时隔不久，这位酷爱音乐的国王死了，这位“乐师”的艺术环境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故。有谁知，就是这样一种变故，给他的艺术人生蒙上了许多不白之冤。
面对人生的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这位“乐师”来说，也许他深谙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的生存，不管你怎样伟大，都不可能在任何一种环境中，任何一种条件下完全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正确地估价现实，估价自我，方可找到理想的生存归宿，这是一个人发展的基本准则。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人生要则，才使这位“乐师”在日后的人生之路上，很明智地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退身进取之路。
齐宣王死后，齐泯王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对音乐的兴趣上，父子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竽”乐酷爱至极，其不同之处在于，父子俩一个爱好合奏，另一个喜欢独奏。尽管所需的“乐师”人数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人们都清楚，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宫廷音乐生活的改革。从泯王的“改
革”看，这固然是帝王的一种情绪使然，但从目的性上说，无非有两条：其一是，或许是他试图想通过“独奏”来检验每个“乐师”的音乐技能，进而为以后欣赏音乐寻找上乘演奏家；其二是，或许他想以此为手段，为那些不再对当宫廷乐师感兴趣者，提供一个选择“好单位”的机会。不管泯王抱着一种怎样的目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每位“乐师”，从此宫廷音乐生活就要改革了，“乐师”们哪个有门路，赶紧找一找，否则，休怪我把你们赶到没钱没势的单位去。面对这种现实，我想当时的音乐家们肯定都在思索着自己的前途。因为这不单纯是一次简单的“工作调动”，更重要的是一次心灵的征战。征战有喜也有忧，所谓喜，是说有的人通过关系，张三李四找一找，从此就可能走上一条腾达之路；所谓忧，是说那些只会吹竽，没有门路的人，这下可能连一般单位也难以找到。正是在这喜与忧的改革氛围中，那位倍受宣王宠爱的“乐师”南郭毅然绝然地退出了泯王的大乐队，走出宫廷，当了文化“个体户”，去寻求自身的艺术归宿（以往人们都说这位“乐师”是假的，他是混到宣王乐队里去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要知道，在封建等级制相当森严的齐宣王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混入国王跟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从泯王的改革目的性看，我认为，这位“乐师”的举动是伟大而明智的。他深知自己的爱好、情趣和动机值此都不一定再象以前那样与统治者的口味相吻合了，留下来一定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相反，还可能各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于是他选择了“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乐师”确实为泯王的音乐生活改革率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能够正确估计驾驭自己，具有一种豁达、实在、磊落的高贵品格；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辨清是非，把握大局；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我认为，他的这种作法是对泯王实施改革措施的最大支持。试想，这位“乐师”倘若在泯王改革时硬着头皮不走，或搬出宣王对他的宠爱，或采
取贿赂等别的手段来争得泯王的爱心，或许也不失为一种保全自己的良方，况且以前的基础还不错，但他并没有这样。在求实与弄虚、理解与怨愤的生活焦点上，他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这不能不说是这位“乐师”的可贵之处。
然而，千百年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却将这一事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进而用它来不断地讽刺、鞭笞那些没有真才实学、浑水摸鱼、装腔作势的无知之徒，并劝谕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实事求是，万不能象这位“乐师”那样不会装会，投其所好。并说，这就是出自《韩非子》一书中“滥竽充数”一词的本身含义。其实，《韩非子》在记载这件事时，并未绝对地用“滥竽”来指责南郭先生为“充数”，而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向人们讲述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后人的添油加醋，其真实意图显得很模糊。后人在成语词典上标明的所谓“滥竽充数”，只不过是一些人的鹦鹉学舌罢了。因为《韩非子》描述的是一个故事，而故事毕竟有别于历史。故事做为艺术范畴，它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年代愈久远其可信度愈低，直至失去本来面目。而历史，则是一种真实，尽管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属于一种实体文化，与艺术文化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把《韩非子》看成是一种历史事实，那么这位南郭乐师，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赞赏，因为他毕竟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泯王的乐队，说他是“滥竽”是应当的。但《韩非子》并不是历史，它是故事，是一种艺术表现。既然是一种艺术表现，那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谁知它溶进了多少主观的恩恩怨怨呢！近读这部典籍，细细品来，我觉得它所记载的一系列人物、事件，都融铸着作者及后人整理此书时浓重的个人情感。本书将历史的点点滴滴都揉进每个故事中，其目的并不是在向人们宣讲历史，而是向后人阐述一种思想观念，借助于这种思想观念达到丰富历史、深化历史的目的。作者在这里塑造的南郭乐师，做为一种艺术形象，
有其特定时代的内涵，我们不能单纯地象读成语那样去理解其价值。
大凡读过《韩非子》的人都清楚，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重在写变革时期南郭乐师的行为变化，先写他的随和，继写他的出离，由随和到出离是经过了一次较大的变革。作者写到出离，其实并未再写什么。为什么没再写？我觉得作者对南郭乐师有肯定的一面、赞赏的一面。所谓肯定和赞赏，是指这个南郭乐师在泯王的宫廷音乐生活改革时，他真的响应国王的号召走了，他很明智，也很豁达。泯王刚改革他就离开了这里，没有再借助别的力量为自己寻找留下的机会，而是去寻找别的一种出路，这表明这位南郭乐师的光明与坦荡。做为一名曾经辉煌过的“乐师”，作者对他的行为倾注着复杂的思想情感。
第二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2010年09月08日 17:44:25 浙江文明网
来源： 浙江文明网
作者： 胡珊
编辑： 毛昌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韩非子.大体》)。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
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就如萧公权先生所说：“韩子之学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为‘祖型再现’之退化，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读后感}.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
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四篇:《读韩非子有感》{韩非子读后感}.
读<<韩非子>>有感
会计学院审计061班 20号 唐娟娟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杰作，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与先秦百家的著作共同交织联系，构筑了中国古代的灿烂传统与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中“外儒内法”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就说明了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这部著作正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阐述的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
阅读《韩非子》一书，我对法家思想和韩非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以下我就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以及《韩非子》的看法：
首先我先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法家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法治国，不一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君主要在言与行上做到“以法为本”、“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其中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思想相比，现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术，即君主管理臣民的方法，和法一样重要，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同申不害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
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但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势，君主的大权也就会摇要欲坠，而权臣则会当道，这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末路。而掌握势的方法，就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来实现了。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韩非子读后感}.
其次，我要提的就是《韩非子》中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要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这种思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变幻的现代社会，也是有着它的道理和价值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的唯物的自然观，也是表达的由为突出的。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
同时，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韩非反对“前识”即是说：要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而“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而这些思想对于治国、人生均具有指导意义。
《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
理。而书中“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最后我要谈的也是我认为本书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就是例代君王都在不断强化和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而以荀子的“性本恶”理论为依据，认为人性本恶的韩非子，对于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是极尽残忍严酷的，他强调，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而对于管理臣下的问题，韩非子认为关键的点是：去“五蠹”，防“八奸”。具体来说，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
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他认为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以上这些作法，都诣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治的制度。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