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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学作文】

第一篇、贵州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结合的途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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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结合的途径探讨

【摘要】:贵州省贫困人口多集中在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农村,传统农业生产已经不能解决这些人温饱问题,乡村旅游为贵州省扶贫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文章通过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情况研究,提出在立足于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旅游产品,加快农村发展步伐,同时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从而巩固扶贫开发的成果,达到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旅游;扶贫开发;贵州

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相连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思路,又被称为”旅游扶贫”,其含义就是利用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如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等,开展旅游业,吸引发达地区的人前来消费和旅游,从而产生经济效益,逐步实现财富、经验、技术和产业向农村转移,最终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实践证明,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的结合是一条投入少、见效快、返贫率低的致富之路。贵州是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农村贫困人口多,但同时也是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多集中分布在农村,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还可以解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极大促进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文章从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结合的角度来探讨贵州扶贫开发新思路。

一、贵州乡村旅游扶贫发展历程

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比较早,1982年至1984年,贵州省旅游局选择了安顺的布依族石头寨、黔东南的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个少数民族村寨对游客开放,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其他各地也相继开展乡村旅游,1991年贵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概念,1992年确定了”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富”的旅游业发展方向,并把它纳入了贵州省旅游业”八五”、”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目标当中。根据贵州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截至1998年底,贵州全省已有377751人依托旅游业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

乡村旅游发展给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快速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吸引了当地农民参与旅游经营,一方面调动了当地居民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解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快速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 。

(2)改变了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贵州一些贫困地区交通闭塞,农

第二篇、扶贫文章 文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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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小的教育帮扶故事

金牛三小 苏秋林

宾川县金牛镇第三完全小学坐落于大新村,是全县进城务工子女就读重点学校之一。生源复杂,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外籍学生家长职业不同,有的进城做生意,有的进城务工,有的到本地收购废品,有的到乡下承包果园等。外籍学生家长忙于生计,长期在外的,只好由老人或委托亲戚照顾孩子。无亲戚照顾的孩子独立生活于出租房。户籍内家庭总体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到处赶街做生意型,二为葡萄果园专业户型。做生意的家长少田缺地,为了谋生,只能起早贪黑。农忙季节,葡萄果园专业户早出晚归。家长们劳心劳力,回家时,以无力于家庭教育。金牛三小家长职业复杂化,单亲家庭比例大,素质参差不齐,家庭教育相对滞后。学校重视“家校教育”的科研开发,引导教师做好教育帮扶工作,努力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帮扶包括经济帮扶和人文帮扶,经济帮扶指政府、团体、个人对教育给予资金和物质援助,人文帮扶是教师们对学生和家长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唤醒。经济帮扶立竿见影,精神文化帮扶重内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学校精神文化帮扶如春风化雨,是一种对爱的唤醒,是一种对路途的照亮。如果学校缺乏精神文化帮扶,教育将苍白无力。如果教师缺少精神文化的人文关怀,必将犹如迷途羔羊,找不到归宿。三小五年的教育帮扶之路,我感慨万千,以下三个小故事颇能代表我的心声。

毕业后的短信

“老师,您还好吗?”这是2013年9月1日周涛同学小学毕业发给我的短信。面对简短而又朴素的问候,我思绪万千。

刚踏上三小四一班讲台时,就被后排一位男生惊住了。高高的个儿,微胖魁梧的身材,滴溜溜的眼珠子不停地乱转,额头上还冒着汗珠。我悄悄地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就是周涛吧!”他没有回答。我又说:“我俩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也没有出声,嘴角露出一丝不坏好意的笑。一瞬间,九十公斤重的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家伙不好对付。果不出其然,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两件大事。他一拳打掉男生一颗牙齿,一脚踢飞一把后背椅,违纪小事数不胜数。办公室调查处理时,他永远都有道理,这分明就是狡辩。我只能草草收兵。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到错误的原因,又岂能改正错误呢?真让人头疼。

多次家访,我才知晓:周涛父母离婚,妈妈改嫁,爸爸重娶。爸爸于大理打理一家食堂生意,常年不回老家。七十岁左右的爷爷和奶奶就挑起了照顾周涛的重担。爷爷说,周涛小时候很听话,成绩好,品德好,但是现在变坏了。我纠正了爷爷的话,周涛同学不是变坏,而是青春期的逆反。回家的路上,我暗想,他为什么如此逆反呢?应该是父母离异,家庭的破碎的缘故吧。怎能才能帮扶这个叛逆的男孩呢!我无计可施。

有一次,全班进行习作训练,题目是《我最佩服的一个人》。我猜想,周涛同学一定写爷爷。这么多年,农场退休的爷爷,一直想带着周涛的奶奶远游。然而,他一想到周涛,就搁下了这桩心事,一直

总觉得对不起周涛的奶奶。真是一位可敬的老爷爷啊!但是,周涛无法理解含辛茹苦的爷爷。主人公居然是爸爸,事件是爸爸陪他游洱海,吃大餐。爸爸的高大、勤劳、慈爱形象在习作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无疑,他的习作是一篇美文。当我在课堂上诵读他的美文时,掌声响个不停。课后的周涛竟然哭了。这是真情的流露,是对父爱的渴望和思念。同样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爷爷的爱竟然有如此之大的鸿沟。都是血缘惹的祸,都是家庭惹的祸。

“美文事件”似乎让我发现了周涛叛逆的症结。于是,我经常和他谈心,开导他,鼓励他。一度,他似乎豁然开朗,然而,好景不长。有一次,他居然在课堂上跟我叫板。愤怒的我,全然不顾师道尊严,仁义道德,也咆哮起来。全班吓呆了,他被震住了。最后的较量是我问他:“你服不服?”突然,他站起来吼道:“我不服。”面对高大魁梧的他,我不知道哪里蹦出来一个智慧:“男子汉就应该这样,顶天立地,敢说敢做……”慢慢的,同学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周涛的气也渐渐消了。冲动是魔鬼,帮扶计划彻底流产,我又回到了茫然中。 教育是一门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一门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周涛的教育帮扶。

岁月如梭子,时间如流水。转眼间两年已过,周涛升入六年级,他还是那样叛逆,那么暴力。调皮的孩子灾星大。一天,班长告诉我,三轮车还没停稳,周涛就跳车,左腿骨折了,要请假一段时间。听到这个五雷轰顶的消息时,我的脑海闪过两个念头,周涛会不会辍学?辍学后他该怎么办?第二天,我倡议全班搞一次爱心帮扶活动,同学

们立刻响应,校长也大力支持。出发前,同学们准备好鲜花,水果、饮料、卡片等。

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同学们列着队,举着旗,扛着饮料,捧着花篮,拎着水果,满脸笑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鲜艳。一路上欢歌笑语,同学们心情澎湃。此情此景,似乎不是去探望,而是去庆贺。刚踏入周涛家小院里,一看到包着脚,拄着拐杖的周涛,同学们就炸开了锅,围着周涛说个不停,就连平常腼腆的女生也凑了上去问长问短。在班长的组织下,活动变得有序起来。班委代表集体送上花篮,送上祝福语。同学们也依次送上小礼物,表达心意。我是摄影师,负责记录美好的瞬间。回校后的习作,让我感动万分。习作中写道:“周涛的眼角湿润了……”“奶奶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目送着我们远去……”多美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情感。

爱心帮扶活动见证了珍贵的同窗情,见证了比天还高比地还厚的兄弟情,凝聚了集体的力量。多美的青春啊!周涛康复回校后,变成了真正的小男子汉,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初中。扶贫,,农村经济好文章

“老师,你还好吗?”短短几个字,饱含着感恩与祝福。爱才是忘掉痛苦,玩掉仇恨的良药。父母离异,天各一方;寄人篱下,孤独彷徨。唯有师爱,同窗情,兄弟谊才能给他疗伤,才能医治他内心的恐惧与无助。

两棵青菜

大功告成,终于送走一届毕业生。谢天谢地,总算没出大的乱子。

同学们都考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学。而我刚送走了周涛同学,又迎来了三二班的辛华富同学。

辛华富的爸爸多年饮酒,已经上瘾,顿顿不离酒。一沾酒满脸红光,神采奕奕。如果没酒,无精打采,一蹶不振,如同焉了的茄子。这种现象似乎就是传说中的“酒精中毒。”

家中的农活全不管,也管不了。是新华富的妈妈撑起了家中的天。他妈妈没读过书,缺少文化,不善言谈,老爱唠叨。只要家访,我还没开口,她就向我唠叨:“老师呀,我家就是小儿子不听话,他哥哥很听话啊!”家访一次,这样的话不知要重复多少遍。不过,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理解万岁!当然,我能感受到一位农村妇女的无奈与无助。为了家,为了儿子,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还要照顾酒醉的丈夫。大儿子读高中,花钱肯定很多。每次家访,我都要给辛华富带一点作业本、笔记本。妈妈感激地说:“,老师啊!你真是个好人哪!”我此番做的目的是想以这种形式来拉近与辛华富的距离,亲其师,信其道。然而,辛华富仍然好歹不分,无动于衷。

长期不阅读,不写字,致使辛华富语文基础低下。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行为也差。教室里,他常常“出口成脏”。一次写字课,他搞恶作剧,在课桌上跳来跳去,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批评他时,他居然用脏话回嘴。小小年纪,天不怕地不怕。气愤之极,我责罚了他。下课后,我说:“新华富,到我办公室谈心。”刚出教室,他就追上来对我说:“苏老师,你的包忘了,我帮你背。”看到挎在他肩上的包。一瞬间,我被一颗可爱的童心感动了。也为自己的鲁莽而后悔,这么天

第三篇、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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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                 理论学刊                   Jul.2005第7期 总第137期              TheoryJournal               No.7Ser.No.137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

韩广富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当代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大体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新时期扶贫开发等四个阶段。本文揭示了不同时期扶贫开发呈现出的特点,介绍了不同时期扶贫开发采取的措施,论证了扶贫开发的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5)0085-0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扶贫攻坚、。研究不同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呈现出的特点、采取的政策措施,揭示农村扶贫开发的意义和启示,对于进一步做好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体制改革推动扶贫

1978至1985年,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1980年为191.3元,.1元,1985年为397.6元。

[1](P42)

此外,在这一时期,国家还采取措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逐步向农民倾斜。如1976至1980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6.1%,农民消费额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5.2%,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民消费额增长速度的比例是1.17∶1,而1981至1985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0%,农民消费额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1.2%,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民消费额增长速度的比例是0.89∶1。

[3](P170)

农村劳

动力的赡养系数在这一时期也逐渐下降,据农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人口在1978年为2153人,1980年为2126人,1983年为1191人,1984年为1187人,1985年为1174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缓解农村贫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如从粮食总产量上看,1978年为30480万吨,1980年为32050万吨,1982年为35450万吨,1985年为37910万吨。

[1](P42)

人。

[3](P170)

收入不断增加,而劳动力负担的人口却不

断减少,这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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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棉花增长73.9%,油料增长176.4%,肉类增长8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6倍。农村没有解

1979至1983年,我国农业总产

值(包括村办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9%,1984年增长14.5%,远远超过了1953至1978年的26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2%的速度。

[2](P689)

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  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

1986至1993年,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4](P157)

其次,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1979年,国家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下调了10%—15%,当年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下降到了82%,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9.4%。1979至1981年,价格因素在农民收入增长总额中

把扶贫与开发结合起来,即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与对农村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全国农村贫困问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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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分别达到4.1%,18.1%,18.8%。

[3](P169)

显得到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时,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贫困问题开始明显地凸现出来。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决定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对上述地区进行综合开发,以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为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早在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再次提出要“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同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积极扶持老革命根据地、边疆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改

[2](P810)

变落后面貌。”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决定把扶持贫困地区摆脱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之中,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之中。

1986年5月,领导小组(1993组),、政策和规划,,解决扶贫开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集中管理不同口径的扶贫资金,督促检查有关工作。根据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各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区)、地(市)、县(旗)也分别成立了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机构。这标志着我国有了专门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后,决定以县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单元,并确定了331个县作为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国家确定的适用于国定贫困县的贫困线是: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特困县;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和位于一般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县;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老革命根据地县;1984至1986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区县(旗)和低于200扶贫,,农村经济好文章

[3](P172)

元的半牧区县(旗)。各省区又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371个县为各省区的贫困县,由各省

[5]

区给予重点扶持。这标志着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帮扶对象。从此,我国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完成了扶贫指导方针的转变:改变了以往单纯救济的扶贫方式,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指导方针;改变了以往86

分散、平均使用国家用于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的倾向,提出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要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改变了以往单纯由财政拨款、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相结合,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方式。

在这一时期,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6元增加到483.7元,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25亿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发生率

[4](P157)

从14.8%下降到8.9%。  三、扶贫攻坚

1994至2000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特

,《(1994—2000年,至1993年平均每年只解决了250万人的温饱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时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水库库区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脱贫致富的难度比较大。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20世纪最后7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根据会议的精神,国务院于4月15日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从此,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标准为:新列入的县1992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1986年已经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只要1992年人均纯

[6](P313)

收入不超过700元,就仍保留资格。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调整了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从1994年起在1至2年内把中央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省的扶贫信贷资金调整出来,集中用于中西部贫困状况严重的省区,中央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的增量从1994年起也不再向6省投放。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扶贫攻坚的

新政策和新措施:第一,提出解决贫困地区人口温饱问题要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养业;积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劳务输出;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第二,提出解决贫困地区人口温饱问题要依托资源优势,按照市场需求,开发有竞争力的名特稀优产品,实行产业化生产;坚持兴办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外联市场,内联农户,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帮助贫困县兴办骨干企业,改变县级财政困难的状况,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第三,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积极发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争取国际上的援助。第四,提出要实行党政一把手扶贫工作责任制,强调扶贫攻坚要落实到村、落实到户。

在这一时期,困人口从8000万减少到,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基本实现。

8.9%下降到[]难度大,需要继续扶持;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是不稳定的,遇到特殊情况极容易重新返回到贫困状态,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温饱的标准还很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

有鉴于此,2001年5月24至25日,中央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总结了20多年来扶贫开发的成就和经验,部署了今后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根据会议的精神,国务院于6月13日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这是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又一个指导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01—2010年农,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

在新时期,中央政府根据集中连片的原则,把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并在上述四类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在新时期,中央政府强调要把扶贫开发工作与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强调要作好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和全面掌握扶贫开发的发展动态,做好有关信息的采集、整理、反馈和发布,采用多种方法,全面、系统、动态地反映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变化,以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强调要继续贯彻落实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如坚持执行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开展扶贫开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东西扶贫协作工作,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投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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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时期扶贫开发

在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上,贯彻和执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进入21世纪,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在过去扶贫开发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并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可以投入更多的力量促进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都将为贫困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不利条件和特殊困难是: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一般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展程度低和社会服务水平差的地区,这些地区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反差较大,脱贫致富的

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支持发展种养业等。  五、扶贫开发的意义和启示

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并取得伟大的成效,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第一,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解决了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第二,我国解决了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为他们享受其他各项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展人权事业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穷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我们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贫困。消除贫困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理想,但在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够真正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缓解和消除贫困、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扶贫开发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

第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扶贫开发是我们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离开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扶贫开发就不可能成功。

第四,只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富强。在扶贫开发的实践中,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扶贫济困、穷,、。这些,参考文献:

[1]程丹峰.中国反贫困———经济分析与机制设计[M].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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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乘东.中国:走出贫困[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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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

发[J].新华月报,2001,(11).

[5]朱凤歧.中国反贫困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6.

[6]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1995.

作者简介:韩广富(1965— ),男,吉林辉南人,吉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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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内外扶贫模式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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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扶贫模式经验借鉴

1 国外扶贫模式

王卓(2004)将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扶贫模式分为三类:即以巴西、墨西哥扶贫模式为代表的“发展极”模式;以印度、斯里兰卡扶贫模式为代表的“满足基本需求”模式;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1.1“发展极”模式

发展极( Development Pole ) 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 Francois Perroux) 1955 年在《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中提出的。所谓发展极就是基于不发达地区资源贫乏状况和非均衡经济发展规律,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 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服务、决策等多种中心功能,好似一个“ 磁场极”,能够对周围产生吸引和辐射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王卓(2004)通过对巴西的“发展极”战略实施绩效的分析,得出了“发展极”扶贫模式能够通过极化或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以经济增长方式促使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自下而上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缓解区域性的贫困状况。

执行发展极战略的还有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扶贫,,农村经济好文章

王俊文(2009)在《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当代反贫困的若干启示——以发展中国家巴西为例》中,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基本特征及反贫困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实施特别计划、区域开发政策和传递系统建设。文章研究了巴西扶贫中“发展极”战略的实施与运行,巴西的主要做法是:建立基于“发展极战略”的反贫困战略模型,对确定的目标“发展极”给予重点投资,并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有:(1)建立专门开发机构指导、组织、实施落后地区开发,并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体系;(2)制定推行各种落后地区开发计划;(3)实行各种鼓励政策、促进“发展极”建设。

尚玥佟(2001)对巴西贫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巴西贫困的原因有以下五点:(1)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与统治;(2)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

(3)收入分配不公;(4)区域发展极不平衡;(5)教育水平低下。文章以几个实际案例介绍了巴西实施“发展极”的反贫困政策,并认为巴西实施的反贫困战略使贫困人口比重下降,贫困人口人数减少。文章介绍了巴西在反贫困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1)农村土地改革;(2)北部农业发展计划和全国一体化计划;(3)迁都巴西利亚;(4)最低收入保证计划。

吴金光(1996)在《墨西哥扶贫》一文中,介绍了墨西哥为扶贫而开展“团结互助”国家工程。“团结互助”国家工程主要包括社会福利、生产和地区发展三个方面。主要作法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提供资金帮助。

1.2“满足基本需求”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P· 斯特雷坦( Paul Steretein) 指出:“从把经济增长作为通过就业和再分配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到基本需求的演进,是从抽象目标到具体目标,从重视手段到重新认识结果,以及从双重否定( 即减少失业) 到肯定( 满足基本需求) 的演进”。

满足基本需要战略注重对穷人,尤其是对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基本食物、水和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以及住房等。满足基本需要战略认为,消除贫困有两条道路,一是直接向穷人提供保健服务,教育、卫生和供水设施,以及适当的营养;二是加速经济增长,提高穷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1962 年, 印度政府率先提出在限定时期内使贫困人口享有一个最低生活水平以满足其最低需要的政策, 这就是“满足基本需要”模式的雏形。王卓(2004)将印度政府执行的“满足基本需要”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第四个五年计划投资重点由工业转向农业, 推行“ 绿色革命”为主要内容, 通过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 运用一系列综合农业技术措施来提高产量, 以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第二个阶段是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稳定增长, 消除贫困, 满足最低需要的战略口号, 并实施多种计划来帮助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 包括初等教育、成人教育、农村医疗、农村道路、农村供水、农村电力等社会经济基础

设施, 还包括农村住房建设, 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文章认为,“满足基本需要”战略的实施,缓解了印度贫困的程度。

杨文武(1997)研究了印度贫困的基本特征,根据1970-1992年的数据,得出了印度贫困的六个特征,即:(1)90年代以前印度的贫困程度在不断地下降;(2)90年代以后贫困程度有所加剧;(3)农村贫困程度受农业丰歉和政府反贫困运作能力的制约;(4)城市贫困程度受城市非组织部门就业机会的制约;(5)贫困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6)贫困人数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文章分析了导致印度贫困的四个原因,包括:(1)历史上的殖民剥削和掠夺;(2)现存的生产水平低下;(3)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与收入分配不公平;(4)持续性的通货膨胀。

1.3“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社会保障方案是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实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主要内容是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状况, 直接对穷人提供营养、基本的卫生和教育保障及其他生活补助, 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家庭需要。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 贫困面小, 因此社会保障方案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反贫困措施。

王卓(2004)认为社会保障方案是通过缩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具体做法包括:( 1) 通过累进税减少高收入者的收入;( 2) 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

黄爱军等(2010)介绍了美国扶贫模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文章介绍了美国扶贫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文章认为美国扶贫减困的政策的最大特点可以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评判”三句话来概括。具体表现为:(1)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比较通畅;(2)扶贫减困有稳定的资金来源;(3)贫困救助体系比较健全;(4)各类扶贫减困项目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施。

陆涌华(1996)在文章中介绍了美国政府的扶贫职责,阐述了扶贫资金的来源以及扶贫方式,文章认为,美国的扶贫模式包括直接救助、间接救助、低价出售国有土地和矿山和给贫困地区优惠政策等。

林乘东(1997)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及其实施条件,文章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已构成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反贫困政策。文章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包括社会保险、福利补贴和公共教育三个方面。文章认为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贫困者对生存资料和部分发展资料的消费需要,通过福利制度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福利国家”论者所鼓吹的“收入均等化”性质。文章认为要实施社会福利政策,需要具备五个条件:即(1)欧美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的;(2)实行福利政策,级解大众贫困也是缓和刹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质,保证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需要;(3)福利政策的实施,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也足劳动生产卒提高的结果;(4)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的再生产资用大大提高,实行福利制度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需要;(5)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向发达国家倾斜,使得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聚集了巨额财富,具备了实施社会福利制度的财力。

王俊文(2008)介绍了发达国家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措施,文章认为可将其反贫困对策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贫困人口的反贫困对策;二是针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落后地区或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对策。文章归纳了美国的反贫困政策,认为美国反贫困政策包括反贫困计划、反贫困对策以及反贫困公共政策。反贫困对策包括:

(1)学费分期偿还制;(2)平等的收入政策;(3)负所得税方案。政府反贫困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改变“天然人力资本”收入差异和种族经济差异方面的政策;(2)为妇女提供平等就业和收入机会及经济地位方面的政策;(3)为保持老年人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文章认为,通过这些反贫困的政策,解决了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采取综合性援助措施,为受援地区或社区创造了经济机会,缓解了贫困。扶贫,,农村经济好文章

何慧超(2008)认为美国的反贫困政策是一种仅仅向特殊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的、覆盖面较低、与工作紧密联系、促进贫困者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模式。 2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

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显示,从1978~1985年,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了一半,截止到2007年,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人,同时贫困发生率也相应的急剧下降,从1978年的30.7%减少到2007年2.0%。从1978年至今,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多归功于中国政府出台大量扶贫政策,在这30多年来,中国的反贫困发展历程和扶贫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蒋凯峰,2009)。

2.1 救济式扶贫(1978~198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此举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4年,国家开始实施以工代赈政策,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现阶段,以工代赈是一项农村扶贫政策。国家安排以工代赈投入建设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农田建设、县乡村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等,贫困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为推动全国减贫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工代赈政策深受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被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制定惠农政策,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对一切农、林、牧、副、土特产品(包括粮食、木、竹)都不再实行统购,改为自由购销。开放竹木市场,允许自由出售。耕地承包期可以延长到30年,允许转让承包,草山草坡应分包到户,由户长期使用,宜林近山、肥山、疏林山可划做自留山,由农户长期经营,允许继承,产品可以自主处理,远山、痰山、荒山可以独户、联户承包经营,承包期不少于50年(何承金等,1992)。从1978年至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至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03)。

第五篇、和谐社会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的优势分析

扶贫,,农村经济好文章

一、农村扶贫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扶贫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从上至下的组织型扶贫机制,表现了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一)扶贫资金投入不足

农村扶贫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二是非政府组织。政府作为扶贫的主导力量,在扶贫中投入了大量资金。1998年中国政府的扶贫投入是183亿元,若按人均1500元的最低标准,解决4200万贫困人口共需投入630亿元,每年需投入315亿元,现有的扶贫资金即使全部用于解决温饱问题,扶贫投入的缺口每年也有132亿元。

资金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扶贫开发中机构重叠、多头管理、资金利用率不高;搞政绩形象工程,资金到户率低,农民无法受益;缺乏监督机制,滋生挪用、贪污等腐败行为。

(三)

忽视广泛的社会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

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型社会工作,使社会工作者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长期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行政性为主导的扶贫模式也难于寻求专业有效的扶贫方法和扶贫人员,使扶贫不能落到实处,扶贫成绩也难于持久和巩固。

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原因及优势分析

现阶段,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处于明显的辅助地位,但从发展的前景来看,其作用更加重要。

我国拟将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1300元首次达到国际标准.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2)

第六篇、农村扶贫开发现状调查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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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北省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环京津贫困带”24个连片贫困县中很具有代表性。文章在分析河北省蔚县返贫、致贫原因,蔚县扶贫开发现状及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这对于蔚县乃至整个环京津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贫困 扶贫开发 脱贫致富

河北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问题一直是河北省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2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举全省之力,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部署。河北省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环京津贫困带”24个连片贫困县中很具有代表性。为进一步做好扶贫攻坚的研究,笔者在蔚县进行了调研。

蔚县农村致贫、返贫原因分析

蔚县地处冀西北山区,全县总面积3220平方公里,辖22个(乡)镇,561个行政村,总人口近50万人,农业人口43万,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6%,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占43%。通过调查,笔者认为蔚县农村致贫、返贫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环境致贫。自然环境差,土地贫瘠是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由于缺少种植高经济附加值作物的环境条件,生产方式落后,使得当地农业生产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收入难以提高,加之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使得当地46%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二是因灾致贫、返贫。自然灾害频发是导致蔚县贫困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气候恶劣,蔚县经常发生阶段性旱灾,有“十年九旱,年年春旱”之说。此外,蔚县农业还受到早春冻害的严重困扰。除了自然灾害之外,2008年“7·14”矿难,即人为灾害的发生,是导致蔚县大量人口返贫的重要原因。2008年“7·14”矿难的发生,使3万多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0万多人失业、30万人生计受到影响,全镇劳动力就业困难,返贫现象严重。

蔚县农村扶贫开发现状

当前,蔚县农村扶贫开发主要从整村推进、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及社会帮扶四个方面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蔚县扶贫部门在对贫困户和低收入户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制定了整村推进总体规划。除了偏远的南北山区之外,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二是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相结合。大力扶持产业化发展是蔚县扶贫开发的重点。通过扶持杏扁、中药材、小杂粮、设施养殖等几大产业,吸纳12个乡镇65个村2.1万贫困群众,使得当地部分贫困家庭增加了收入而脱贫。在科技扶贫过程中,一方面针对贫困村妇女、山区移民、畜牧饲养户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另一方面结合龙型经济发展思路,建立烟叶、蔬菜等农业科技示范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是通过劳务输出,取得双向收益。蔚县扶贫部门通过与周边城市用工单位联系,开展“订单”培训,并进一步加强与多家大、中等职能技校的劳务输出合作,进行职能培训,并全部安排工作就业。这不仅缓解了当地贫困地区人口压力,增加了部分贫困家庭收入,而且部分返乡劳动力带回了先进的劳动技能,提高了当地的劳动生产力,取得了双向收益。

蔚县扶贫开发的现存问题分析

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当前,蔚县扶贫开发重点在于产业扶贫,然而从产业结构看,蔚县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当地主要以第一产业的种植业、畜牧业为主要产业,86%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第二、三产业发展尚未成熟。产业结构单一、缺少第二和第三产业扶持,造成农民收入十分不稳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极易返贫或贫困加剧。

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生存环境恶劣,移民搬迁难度大。蔚县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自然条

件差、土地贫瘠,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经济发展更无从谈起。目前,南北两山区共有374个自然村的道路尚未硬化,有289个自然村不通公路;共有197个自然村人畜饮水困难;有215个自然村,80%的住房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若对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进行移民搬迁,迁入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等方面则缺少相应的资金支持,难度较大。

缺乏高素质人才,农户思想观念保守。当前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过程中,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蔚县贫困地区人才不断外流,具备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使得蔚县多年来在脱贫致富这条路上举步维艰。此外,由于当地农户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缺乏现代市场意识、开拓意识和竞争意识,惧怕风险,甚至仍寄希望于能够继续从事煤炭产业,使其对于按比例投资设施农业缺少参与积极性,导致当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行设施农业、调整产业结构遇到很大阻力。

缺少长效的科技扶贫机制。目前,蔚县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及贫困村干部培训三个方面进行科技扶贫。虽然现有的科技扶贫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着农业科技人员专业水平较低、数量较少及科技推广范围小的问题。此外,支柱产业的项目开发、组织管理、人才培养以及龙头企业的市场开拓、市场信息管理等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而现有的科技扶贫方式还难以提供从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到农户全方位的科技支撑。 对策与建议

第一,调整扶贫产业结构,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与扶贫开发相结合。首先,调整单一的扶贫产业结构,在发展经济附加值较高的设施农业的同时,建立“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的组织模式。当地应扶植以经营设施农产品为主的龙头企业,并组织建立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代表农户与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同时,按照龙头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农户生产,从而有效降低农户个体经营风险。其次,将文化产业纳入扶贫产业,促进贫困人口非农就业。以剪纸引领的特色文化产业已成为蔚县新的支柱产业,具有低投入、高收益的发展优势。对此,当地政府应鼓励剪纸企业通过技术培训的方式吸纳部分文化素质较高的剩余劳动力。同时,政府应扶植和鼓励剪纸文化衍生品制造业的发展,以吸纳素质较低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再次,将旅游产业纳入扶贫产业,促进贫困人口灵活就业,增加经济收入来源。通过旅游产业对向导、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劳务服务业发挥带动作用,从而扩大旅游劳务服务业的用工需求,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二,政府组织移民与企业参与移民相结合,加速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的移民搬迁。当前,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是贫困地区移民搬迁的主要三种形式。根据三种移民搬迁的形式特点,结合蔚县实际,对于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的缺少生存、生产条件的贫困人口,可采用政府移民与企业参与移民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地对南北山区及西部矿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移民搬迁。需要强调的是,在企业参与移民的形式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具体来说,就是由上级政府批准将企业纳入扶贫实体,给予资金投入。此外,政府负责对移民进行搬迁的宣传动员及组织、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责权利的协调工作。企业则在政府部门监督下,按照“企业+基地+农户”的方式,负责迁入地及生产基地建设,安置移民并组织移民生产,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第三,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转变农民传统观念。首先,投入人才培养资金,培育具有现代组织管理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的组织领导人。一方面,组织现有脱贫致富带头人到高等院校及培训机构,或者聘请专家对其进行定期教育培训,补充专业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定期组织脱贫致富带头人到脱贫致富示范区或农村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观摩,借鉴成功经验,学习科学的管理方法。其次,从外部引进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和专业管理水平的农业企业家或高等院校毕业生,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对于原籍在当地的优秀人才,当地应积极地进行思想动员工作,鼓励他们为家乡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再次,组织当地的村干部、脱贫致富带头人及养殖大户定期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介绍当前良好的经济、政策环境及成功案例,促使农民产生脱贫致富的愿望、信心和动力,从而转变原有的传统保守思想观念,逐步树立市场意识、开拓意识。

第四,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建立“产学研”合作与创新机制。首先,上级政府根据蔚县当地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及基地的发展需要,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相关专业中,遴选出高素质人才组成科技特派团队,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其次,科技特派团队分别从支柱产业开发、龙头企业及基地的扶植以及农户科技推广三个方面为当地提供项目引入、技术创新、管理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服务。再次,当地政府根据科技服务特派团队的服务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对上级政府进行反馈。上级政府根据反馈意见,对科技特派团队进行重新调整,从而更好地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

第七篇、甘肃农村金融扶贫路径选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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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村金融扶贫的路径选择

摘要:贫困,是困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甘肃省是一个西部欠发达省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甘肃农村摆脱贫困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金融扶贫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其作为扶贫的有效方式虽然被多种经济体普遍采纳,但如何完善制度设计一直是阻碍金融扶贫发展的桎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从甘肃农村金融扶贫的现状入手,分析当前甘肃农村金融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探究多渠道强化甘肃农村金融扶贫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扶贫;路径

当前,贫困问题在甘肃依然严重,甘肃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金融市场未形成有效的金融供需平衡体系,难以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金融扶贫是国家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多途径的金融扶贫在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稳定社会安全等方面有重要意义。目前,我省对农村金融领域的发展探索在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不足,基于甘肃农村金融扶贫的发展现状,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多渠道强化农村金融扶贫已势在必行。

一、甘肃农村金融扶贫现状

(一)大型金融机构对农村扶贫的现状

目前,甘肃省已建立起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力,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农业发展金融服务体系。为

第八篇、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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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

肖唐镖、石海燕

(400031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近十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本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政府扶贫 经济增长 扶贫效应 政府绩效

一、引言

“1995年至200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6500万减少到2610万,减少了一半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到2004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95%以上的贫困村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电话。”[①]贫困地区的这种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其中,有多少贡献来自政府如其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呢?或者说,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尤其是政府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对农村贫困的缓解,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发生的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将我们引向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分析。

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对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却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而不断减弱。[②]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20余年以来,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缓解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农业政策主要有三类:第一,实施家庭承包制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第二,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第三,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③]从宏观层面看,情势或许如其所云。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一些地方,扶贫“新项目年年有,上马十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难以形成。”[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移民扶贫项目研究本身提出了批评:至今很多研究项目仅泛泛地说明了移民是如何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的,但是没有详细地说明是谁真正从中受益;而且,缺乏对政府政策的研究。[⑤]如在笔者参与调查的12个样本村中,政府实施的扶贫政策与项目之效果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严重分野,有的得到村民良好评价,有的则徒增负面反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和政策会成功、有的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本文即试图以12个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政府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之间的关系。

二、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总体效应

1、调查样本村呈现

样本资料来自2006年世行项目进行的田野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与立意选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云南、甘肃、四川、内蒙古、江西、江苏六个省,在各省分别选取两个扶贫样本村。各样本村的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效应评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一2010年)》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要求政府不仅要对贫困农户救济,还要使村庄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政府扶贫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考察,可以分别针对政策与项目的直接响应和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而展开。

(1)扶贫项目的效果

在各样本村扶贫过程中,尽管都采取统一的“整村推进”政策和模式,但各村具体实施项目并不相同,其中,有退耕还林(草)[⑥]、新村扶贫、劳动力输出、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项目等。

表2所列均为由政府所决定并付诸实施的项目,其中获得良好效果的项目并不多。在12个村庄里,只有3个村庄的部分项目得到好评,其他项目效果均不佳。在项目未得到正面评价的9个[⑦]村庄中,只有江苏L村的项目还未实施,

另8个村庄的项目都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R村、江西S村和江西X村这三个村庄的项目甚至完全失败。

得到正面评价的项目多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方面的项目中效果不佳的只有江西X村的修建学校和公路项目。其他属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动力输出和培训等项目,大多存在或大或少的问题。

发展能力体现在教育、文化、村庄制度和产业等多个方面。但在实践中,各地政府主要通过对村庄的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来促进村庄的脱贫。然而,由于政府缺少制度性行为,村庄难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决策中,往往导致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失败。在12个村庄中,多数没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只有内蒙古Q村、云南X村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见表3)。

表3中两个村庄都建立起绩效良好并有一定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在产业的推进方式上,一个村是由村庄自主决定并实施,另一个村是以村庄与政府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在云南X村,政府在项目推进中还提供了配套服务和市场信息,如在粮食增产项目上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在经济作物种植上给予技术支持、种植培训推广与市场引导,这反映出其政府角色正主导者往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两个村庄在产业发展上的效果,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缺少村庄参与是其他村庄产业发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发现政府主导的扶贫对村民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村庄出现对政府的严重依赖情绪,如在四川D村,对村民生活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退耕后国家发放的补贴就可以保证农户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国家的退耕政策在四年后就结束,对此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政府补贴的撤销会对其生计造成影响,但表示:即便如此,对他们的生活“政府肯定会有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显然,存在“等、靠、要”心理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在依赖政府的同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努力。

三、不同类型项目的效应比较

在各类项目中,各村普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是: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如改善居住条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效果较好,大多能获村民好评;相反,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效果一般甚至较差,大多难获村民好评。下面,我们列举9个调查村的相关情况:

甘肃D村:农户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如道路硬化使得出入方便,村里跑的交通工具也多了。饮水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的饮水问题。发放给各家的羊只都是农委的干部协同村民代表一起去青海买过来的,但是这种外地来的羊不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不能像本地羊那样采取自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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